华北平原区
中国古代以黄河中下游的崤山、函谷关为界分为关东（或称山东）、关西（或称关中、山西）两大区。关东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为伊、洛、河、济四水之交的相当今洛阳为中心的大河南北地区，亦即历史上所谓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起源地。因为它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故《史记·货殖列传》称之为“天下之中”。20世纪70年代在今河北武安县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已有了农业的痕迹。磁山遗址还发现了粟的遗存，从出土的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看来，当时农业已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裴李岗类型遗址还在密县、登封、鄢陵、新郑、郏县一带发现。裴李岗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作物有粟，据C14测定，磁山—裴李岗的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这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国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即华北平原西缘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进入了农业社会。时代稍后的仰韶文化期的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遗址都有村落、房屋和粮食遗存发现，反映当时已过着定居农业生活。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左右）是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特征。这时期遗存发现较多的有以潼关为中心和以洛阳、郑州为中心两个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工具较仰韶期有了改进。在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发现的王湾类型和安阳后冈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农业工具有明显进步，农业生产水平显然比前一阶段有所提高。偃师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年代与文献上记载的夏朝纪年大体一致，因而有不少学者认为就是夏文化。如是，则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就在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豫西、冀南山麓地带兴起的。
关东地区的农业是从山麓地带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的。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以及河北邢台、邯郸、磁县、藁城、曲阳、涿县、永年、灵寿、石家庄、内邱等地发现的商代遗址，正分布在豫西山地、太行山东麓一线的山前冲积扇上。安阳殷墟位于豫北、冀南的河（古黄河）、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商人在此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殷墟出土甲骨中已出现黍、麦、禾（粟）等农作物和不少农田垦殖的记载，这里无疑已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一个农业中心。战国时代魏国西门豹、史起先后引漳水灌田，使河北临漳县西南邺城附近土地，“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1]。西汉时，魏郡是人口最密集的数郡之一，这里农业发展的势头保持在公元3世纪不衰。东汉末曹操定都于邺，在战国水利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晋左思《魏都赋》描述当时邺都附近的农业是“水澍稉稌（稻），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藩庐错列”，一片富庶农业的景象。以后十六国后赵、前燕，北朝的东魏、北齐因相沿袭建都于此，均与当地农业发达有关。尽管隋文帝灭北齐毁了邺都，但其所在相州（治安阳）境内在唐前期曾修凿了六条人工渠道引漳水、安阳河进行灌溉，农业还是相当发达的。
北部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农业起源也很早，但早期农业发展缓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只说燕国“有鱼盐枣栗之饶”，没有强调粮食生产。不过从燕国境内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看来，战国时燕国农业水平不会很低。另外，在今河北新城、涿县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为燕国境内富饶的水利灌区。荆轲刺秦王，献的就是督亢地图。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北京市顺义县境引白河水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北京地区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以后三国魏嘉平二年（250）驻守在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的征北将军刘靖在石景山南㶟水（今永定河）上，筑戾陵堨，引㶟水开车箱渠东入高梁水，又东南注入㶟水，灌田2000顷。不久又自车箱渠引流注入鲍丘水（今白河），灌田万余顷。这是永定河冲积扇上大规模开发水田的先声。以后北魏、北齐、唐代都曾在此基础上整修过督亢陂、戾陵堨、车箱渠等水利工程，发展水田，成效显著。
河北平原中部地区，由于古代黄河不断泛滥，到处是沼泽和洼地，人们很难在此定居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平原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空旷的人迹稀少地区。以后黄河下游两岸修筑了堤防，湖泊沼泽逐渐缩小或干涸，人们才开始在宽阔的平原上进行耕种。秦汉时农业开始发展。东汉以后人口逐渐增加，农业发展迅速。三国时“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2]。《齐民要术》中反映北魏时河北平原农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农作物品种很多，有黍、粱、大豆、小豆、麻、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瓠、芋、韭、葱、苜蓿等20余种。直至唐代安史之乱前，平原中部河间、任丘等地农田水利建设还十分兴旺。唐代瀛州（今河间地区）每县平均人口在13万以上，是河北诸州中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总之，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河北平原上的农业是从太行山东麓向东部平原地区逐渐推进的。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平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隋、唐前期运往长安、洺阳的漕粮主要产于本区。但是，从安史乱后，河北平原的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冀南、豫北的卫、漳河一带，由于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因战争而造成引漳灌溉系统的废圮，漳水泛滥频繁，土壤严重碱化。《宋史·王沿传》说：“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累遭泱溢，今皆斥卤不可耕。”特别是邺县附近，农业十分衰落。至北宋中期熙宁年间邺县被废为镇，并入安阳县，当与该地的农业凋敝有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在辽代是该国境内主要农业区，“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3]。金元以后永定河冲积扇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但元代开始京师附近农业已渐凋敝。国家财政收入寄望于东南。元朝的虞集、脱脱先后提出在京畿地区召募南人耕种，发展水田，解决南粮北调问题，曾取得短期效益。明朝徐贞明、徐光启等也曾在京津地区开发水田，取得一定成效。但结果都因受到水资源缺乏的限制以及权贵的阻挠，效益并不理想。宋代为阻挠辽朝骑兵南下，曾在辽宋界河以南从保定至海的几百里狭长低洼的塘泊地带内，浚沟洫，置堤堰，开辟稻田，以冀达到既生产军粮，又做军事防线的双重目的。虽曾收到短期效果，但以后辽骑不断南下，战争不止，再加上黄河屡次北决，堤堰被毁，积水难排，水利变成水害。元明以后，卫河淤高成为悬河，平原中部积水惟天津一处入海，下泄不畅，致使土壤盐碱严重。清代雍正三年至七年间，在怡贤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曾在海河平原上大力开发水利，设立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局，共开辟公私水稻田38万余公顷，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好景不长，雍正八年允祥逝世，人去政息，“司局者无所承禀，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为举废”[4]，水田之事，自告罢废。
黄淮平原介于豫西山地和鲁中山地之间，这里的农业发展也是首先从东西两侧山麓地带向相对方向发展的。夏文化中心在今河南颍水上游，农业生产起源很早（见前述），吸引了很多人口。西汉时在这里设置的颍川郡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颍川郡辖境相当今许昌、平顶山、登封、禹县、鄢陵等10多个市县地。西汉时置有20个县，有43万余户，221万余人口。阳翟县（今禹县）有4万余户，10万余口。鄢陵县近5万户，口数竟达26万。而1982年鄢陵县人口也只有48万，由此可见2000年前人口密度之高，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水平是难以想象的。东面的汶泗水流域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前4300～前2400）经济已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以后发展为典型的龙山文化。这些原始文化的遗址多分布在傍山近水的山谷平地和河流两岸。先秦时代汶泗水流域就有许多良田，如“汶阳之田”、“龟阴之田”等。当时鲁国是“颇有桑麻之业”的农业发达区，粮食作物“有稷有黍，有稻有秬”[5]。豫东、淮北平原在战国秦汉初时，农业还比较落后，所谓“淮北沛、陈、汝南”一带，土地贫瘠，“寡于积聚”。[6]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在黄淮平原上大兴水利，农业即为改观，到了汉昭帝时（前86～前74），宋、卫、韩、梁等地，即今河南濮阳、开封、商丘一带，已是“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7]。东汉时汝南郡境内鸿郤陂的修复，“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8]。以后又修鲖阳（今新蔡北）旧渠，垦田增至3万余顷。[9]三国曹魏时在淮北平原上大办屯田，修渠道陂塘，溉田2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今寿县）至京师济阳，淮颍之间，阡陌相属，将黄淮平原上的农业推向新的高潮。唐宋时代汴、蔡、涡、颍、濉等豫东、淮北平原上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农业都很发达，人口也很密集。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南泛夺淮入海，黄淮平原上的水利系统全遭破坏，河流淤浅，陂塘填平，农田灌溉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连年战乱，人口逃亡，河南竟出现地广人稀的局面，农业生产一落千丈。明清时代黄淮平原上水旱灾时有发生，自然环境渐趋恶化，到处是沙荒、碱地，成为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的地区。〔图一一〕
〔图一一〕 秦汉时期鸿沟水系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