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至隋唐时期

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拓跋氏自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至稒阳（今固阳）一带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平城（今大同市），又在平城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5]在薄骨律镇所在的银川平原上引黄灌溉，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镇。^[6]以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设置郡县。隋代也设置了丰、胜等州。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设置在黄河中游地区和河套地区的18郡，总户数为55万，以每户5口计，约有275万口。据此足以反映当地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农耕区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不同：一、不是将少数民族赶走，迁入大批汉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的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当然也还有少量汉人迁入，因此这种转化是极其缓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渐扩展的。二、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干旱的气候、悬殊的温差和强大的风力作用下，已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再也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7]在这些地区已无法再恢复农耕。有的因长期为牧地，当有畜牧业传统的民族占领该地后，仍保持原地的生产方式。例如北魏平定了赫连夏，并占有了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8]。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牧”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畜牧业。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以原州（今甘肃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四州之地监牧地范围至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在晋北岚州（今山西岚县北）置内外厩都使管辖楼烦等三监，其中楼烦监最为著名。唐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为突厥、党项所居。以内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后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产马著称。在党项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境内，人烟稀少，“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9]。这时鄂尔多斯地区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内，已经出现“库结沙”、“普纳沙”等沙地。^[10]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11]夏州城外积沙“高及城堞”。^[12]上述已经沙漠化了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再发展种植业，况且留居在这里的原来就是从事游牧的民族，必然继续进行传统的畜牧业。而与夏、宥二州相邻的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地甚良沃”，“人至殷繁”，^[13]已辟为农耕区，此两州正当今窟野河一线，夏、宥二州南界包有今横山、白于山地区，则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至于阴山以南黄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龙时（707～709）张仁愿筑受降城，也进行过屯田，首尾数百里，开田数千顷，不过与中原农耕区未能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