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7]。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8]。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10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9]。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去的士大夫，有的甚至远徙交州。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10]。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国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年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重庆市），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张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而后张既又从武都徙氐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曹丕即位，建都洛阳，徙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中连续西征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时已经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多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居于沿边诸郡，入居汾水流域的匈奴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和浙、赣二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的连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多的。所以《晋书·地理志》序言说西晋太康元年（280）时，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各郡下所载只有户数无口数。今以户数分布而言，秦岭、淮河以北诸州户数占全国的56%，以南长江流域的梁、益、荆、扬四州占37%，云南、两广和越南北部的宁、交、广三州占6%。北方户口仍然占大多数，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司、冀二州，约占全国总户数的32.12%。司州相当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河南伊洛河流域和河北西南以邺县为中心的地区，占全国户数的19.45%，冀州大致相当今河北中部，占全国户数的12.67%。全国郡级户数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所在地，也是西晋的政治中心，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河北南部与山东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这种分布无疑是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中国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的人口南徙。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到刘宋时为止，南渡人口约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每户以5口计，则有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人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8个人中有1人南渡，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侨民大多集中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如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南阳、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安徽境内芜湖、繁昌、当涂和今江苏境内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带。东晋政权在长江流域设置了大批侨州郡县以安置侨民。南迁侨民以今江苏境内为最多，约有26万。以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最集中，有22万，南徐州全部人口为42万余，则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2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