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后，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和改建，如大修驰道，同时又开凿了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形成了咸阳为中心辐射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兴起，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如陆路有汉武帝所开通的翻越秦岭的故道、褒斜道、子午道，通往蜀、滇的西南夷道，通往西北的回中道等，水路有武帝时开凿的关中漕渠等，形成下列几条水陆交通干线。
一、西北干线。由长安往西，沿渭水河谷或泾水河谷，逾陇山或六盘山，贯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二、北路干线。有两条：一条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所开的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起点，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汉时仍被利用。一条从长安（或咸阳）东出，沿着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谷而上，经平阳、太原，以至云中、代郡。战国时秦晋交通多由此道。
三、西南干线。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岭间河谷，由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进入汉中盆地，再由战国时秦国所开石牛（金牛）道入蜀。秦灭蜀即由此。自此再循秦汉时所开五尺道或称西南夷道入滇。
四、南路干线。由长安东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出襄阳，下汉水至江陵，由荆江溯湘水经灵渠下漓水、郁水（今西江）至番禺（今广州）。由此入海，再往南海诸国。另外还有从长江溯湘、赣等水而上，越过五岭的几条山道如横浦关（今梅岭关）、阳山关、湟溪关等，进入岭南地区。
五、东路干线。从长安东出函谷关至洛阳，东经成皋、荥阳，循济渎抵定陶，又顺济、淄以达东方大都会临淄。这条路线是战国以来中原地区东西交通的干线，也是秦汉帝国的动脉。
六、东北干线。从长安至洛阳，再由洛阳渡河，沿着太行山东麓，经邺、邯郸，以通涿、蓟，复向东北至辽东地区。
七、东南干线。由洛阳东经成皋、荥阳至陈留，沿着战国时魏国所开凿的鸿沟南下，由颍水入淮；逾淮由淝水、巢湖以抵长江，渡江由胥溪运河进入太湖地区。另一支线即由济渎经定陶出菏水，由泗水入淮，复沿吴国所开邗沟抵达江干，渡江而至太湖流域。
八、长江干线。这是惟一一条不由首都出发的水运干线。长江流量稳定，是理想的水运航道。干流自宜宾以下均可通航。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前201年秦始皇自云梦一带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今杭州）。可见长江干流是长江流域水运的主要干线。
以上是秦汉帝国境内以首都为中心通向四方的主要水陆交通干线。其间还有许多支线相连，难以备述。这一全国性水陆交通网是先秦以来长期形成，而又由秦汉帝国统一经营的结果，不仅在当时起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统一帝国的积极作用，并且为后代长期沿用。直至近代铁路修筑以前，仍然是中国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
随着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加强，原先分布在这些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工商业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的大都市。西汉时堪称为重要都会的有长安、雒阳、温、轵、杨、平阳、邯郸、涿、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临淄、寿春、合肥、成都、宛、江陵、吴、番禺等城市，大部分为郡国的首府，并多数集中在黄河流域。〔图一三〕
长安为西汉首都，代替了被毁灭的秦都咸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商业繁荣，人口密集，也是全国消费中心。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9]。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以此为起点，也可谓是一国际性都会。雒阳仍保持着“天下之朝市”的地位，居民多以商贾为业。邯郸在西汉时仍为冶铁业中心，是河北平原上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临淄在西汉时设有铁官、服官，尤以丝织业著称于世。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10]。成都是战国以来“天府之国”的经济中心，除了生产闻名于世的蜀锦外，金银器、漆器制造业亦甚可观，为西南地区一大都会。宛是邯郸以外另一冶铁业中心，南阳孔氏以冶铁业兼营商贾致富。又因位于关中、河洛、江淮交通之冲，居民多以商贾为生，故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11]之说。王莽时于长安、雒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中设五均官，以统制工商业，可见均属当时全国第一流都会。
〔图一三〕 西汉时期主要都市
其余地位稍次的城市，大都因居水陆交通沿线或枢纽而成为一方商业中心。黄河以北以陆路交通为主。如蓟、涿仍因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成为河北平原两大都会。河东地区的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则因处于晋西北畜牧区和汾涑河流域农耕区之间而获贸易之利，成为一方商业据点。轵（今河南济源南）、温（今河南温县西）位于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南北陉道和黄河北岸东西大道交汇点上，而成为洛阳北面的两个商业都会。黄河以南则以水运为主。阳翟由颍水可达陈、蔡，荥阳位于河济分水的水运咽喉，均因而成一方都会。定陶仍因居“天下之中”，为东西贸易中心。与定陶地理条件相近的有睢阳和陈（今淮阳），前者处于获、睢二水之间，丝织业比较发达，后者位于鸿沟和颍水交会处，因水运之便，史称“天下之郊”[12]。合肥和寿春因沟通江、淮两大流域而被列为重要都会。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下游的吴都具有优越的水运条件，前者近物产富饶的云梦地区，后者有三江五湖之利，均为一方第一都会。岭南的番禺则是西汉时海路对外贸易中心。
东汉时定都雒阳，取代长安为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宛因为是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被尊为南都，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雒阳。成都的蜀锦生产较东汉更为发达，为西南地区最富庶的城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长安、洛阳都遭到严重破坏。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屠宛，也惨遭破坏。临淄已趋衰落。建安年间曹操主持兴修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后，河北平原上增添了一条贯通南北，直达今天津并东抵滦河下游的水运航线；特别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的利漕渠的开凿，使从白沟上游来的漕运，可由此渠折入漳水，西溯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使原来已处在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邺城，更添了水运的方便，遂使其地位日显重要，终于替代了邯郸，成为河北平原上第一都会。〔图一四〕曹操称魏公都此，以后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在此建都。除了邺城外，东汉末年兴起的都会还有许（今河南许昌东）和建业（今南京市）。建安初曹操因洛阳残破，迎献帝都许，并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许即成为曹操争雄河北的根据地。孙权于建安十六年（211）徙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后迁武昌（今湖北鄂城），黄龙元年（229）还都建业。以后为加强建业和太湖流域之间水运交通，开凿了沟通秦淮水和苏州、镇江间运道的破岗渎，避开了原走长江的风涛之险。其后东晋南朝均都于此，为江东第一都会。长江上游的成都居西南一隅，社会相对安定，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入蜀，工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13]。三国时为蜀汉都城，是西汉末六大都市中惟一保持原来地位的一个。
〔图一四〕 曹魏时期运河图
东晋南朝时南方兴起的城市还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北临大江，南通吴（郡）、会（稽），西连建康而成一方都会；山阴（今浙江绍兴）是豪门大族聚居之地，又是两浙绢米交易中心，所谓“海内剧邑”[14]；襄阳为南北通商贸易的据点；江陵则为东晋南朝境内除都城建康外的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番禺因南朝时海上贸易的发展，更为富庶。《南齐书·州郡志》云禺番：“卷握之资，富兼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