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业和丝织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一、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据《禹贡》载，青州贡有蚕丝。《汉书·地理志》载，战国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1]、“亢父之缣”[2]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3]，产品以刺绣为主。二、河南地区。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即西汉另一处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4]，专供宫廷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5]，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三、楚国旧地。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褥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四、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官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
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山西中部和河北北部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的扩大。晋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北魏时代，桑乾河上游支流于延水（今洋河）侧和银川平原的黄河沙洲上都有桑林分布。[6]不过那时种植桑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绵、纩（丝绵），朝歌（今淇县）的罗绮，均为上品。[7]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北魏统一北方，太和年间规定黄河流域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丝织手工业十分普遍。《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长江流域丝织技术虽不如黄河流域，但蜀锦却负有盛名。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8]。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又不及蜀锦，故魏、吴二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刘禅降魏时国库中尚有锦绮采绢各20万匹。可见不论在产量或质量上，蜀锦在全国丝织品中均首屈一指。
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区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大体上即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和淮河以北苏、皖二省地，以及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产绫为主，越州临城（今县）以产纩为主。扬州以锦袍、锦被为贡品。越州（今浙江绍兴）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成都的蜀锦仍名闻于世，其染色技术已超过了吴罗、湖绫。当时的丝织技术仍以北方为强。大历年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因越人不善机杼，乃访求军中未婚者，厚给资财，令其去北方娶织妇为妻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9]。唐朝后期南方丝织业的逐渐兴起，与北方的先进技术南传有关。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唐代开始渐趋衰落。
宋代以后长江流域蚕桑业逐渐兴起。北方的河北、山东地区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河北、河南、山东养蚕业仍很发达。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惟用桑柘梨栗”。[10]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乃伐桑枣为薪鬻之”[11]。桑树被大批砍伐，必然影响育蚕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使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影响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使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地区蚕桑、丝织业得到空前发展。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越州、成都等地为南方丝织业中心。南宋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两计丝，少见丝织品。灭南宋后，对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织物。可见黄河流域缫丝业和织造业已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从《农桑辑要》、《农书》记载来看，元代南方的育蚕、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所产丝的质量也高。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种桑育蚕几为家家农户的副业。蚕桑业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王士性《广志绎》：浙江十一郡惟湖最富，因“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湖州所产“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吴兴掌故集》：“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各地均来此收丝，获利甚高，以致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以稻作为副的现象。丝织业则以苏、杭、嘉、湖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为最。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桐乡濮院镇，嘉兴王江泾镇等等。长江上游成都蜀锦的地位已渐被三吴产品所替代。后经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更为衰落。四川惟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远销山西。[12]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料也来自川北保宁。[13]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青州的罗纱，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的汴绸、汴绫，均曾名噪一时。
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棉植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因此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丝织品向高档发展，供应面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