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乐观的神经症理论

这样一来，一种新的神经症理论逐渐形成了，它的动力核心是三种态度——亲近人、对抗人、回避人——之间的基本冲突。由于患者非常害怕自己分裂，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尝试解决冲突。尽管他可以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平衡，但是新的冲突不断出现，并不断要求进一步的补救。在这场追求完整性的斗争中，每走一步都使神经症患者变得更具敌意，更绝望，更恐惧，更疏远自己和他人。最后的结果便是，这些冲突造成越来越多的困境，真正的解决办法却越来越少。患者最后会走向绝望，试图在施虐行为中寻求补偿，而这反过来又会增加他的绝望，产生新的冲突。

这样看来，这幅关于神经症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图景，显得有些黯然无光。既然如此，我为什么把这个理论称为建设性的理论呢？首先，这个理论终结了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即宣称神经症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来“治愈”。当然，这一理论也远离了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称其为建设性的，主要是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感到神经症患者的绝望有解决的可能性。尽管认识到神经症纠结的严重性，但它仍然提出了积极的看法，这不仅有助于缓和潜在的冲突，而且有助于真正解决冲突，使人格的真正整合能够实现。神经症冲突是无法通过理性决策来解决的。靠理性决策来解决神经症冲突的尝试，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格中产生这些冲突的条件，以此来解决问题。每一次成功的心理分析，都会改变这些人格条件，因为分析可以使患者的状态大为改观，使他感到不那么无助，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敌对，不那么疏远自己或别人。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悲观态度，主要是因为他在根本上不相信人性本善，也不相信人类成长的潜能。在他看来，人类注定是要遭受苦难，或者要被毁灭的。他认为，对于驱使人类行动的本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或者最多只能被“升华”。而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意愿并且也有能力去发展他的潜能，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这种潜能就会被阻碍，以至于无法发挥出来。不过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活着，就在不断地改变。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对此越发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