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对绝望的忽视

根据我的督导经验，大多数分析师没有正视绝望这个问题，所以也没有对它进行恰当的处理。我的一些同事曾被患者的绝望弄得痛苦不堪——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他们自己也变得绝望了。这种态度对分析师来说当然是致命的，因为无论分析的技巧有多高，付出的努力有多大，患者都认为分析师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了。在分析之外，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同伴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同伴的良师益友。

有时候，我的同事们又会犯相反的错误，他们太过关注患者的绝望了。他们觉得患者需要鼓励，于是就给他们鼓励——这是值得赞扬的，但还远远不够。当分析师这样做时，患者即使理解分析师的好意，但他仍然有理由生气，因为患者心里清楚，他的绝望仅凭善意的鼓励是无法消散的。

为了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从上面提到的间接迹象中认识到患者的绝望，以及他绝望的程度。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绝望完全是由内心的冲突引起的。分析师必须意识到并明确地向患者传达：只有维持现状并认为它不可改变，他的处境才是绝望的。契诃夫的《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有一个场景简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面临破产的一家人，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庄园包括心爱的樱桃园时，他们就感到绝望。一位事务专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建议：在庄园里再盖一些小房子以供出租。由于观念守旧，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建议，又由于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他们仍然处于绝望之中。他们继续无助地询问，有没有人能给他们建议或帮助，就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建议一样。如果让一位优秀的分析师提供建议，他会说：“当然，这种情况十分困难。但真正让事情变得绝望的是你们自己对它的态度。如果你们能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就不会再感到绝望了。”

是否相信患者真的可以改变，也就是说，是否相信他能真正解决自己的冲突，决定了分析师是否敢于处理患者的问题，以及是否有足够大的机会取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我与弗洛伊德存在较大的分歧。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及其背后的哲学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从他对人类未来的看法[4]，以及他对待治疗的态度[5]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基于他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只能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是受本能驱动的，而本能最多只能通过“升华”来修正。人类追求满足的本能欲望必然受到社会现实的挫败。他的“自我”无助地辗转于本能冲动和“超我”之间，而“自我”最多也只能被修正。“超我”的主要功能是禁止和破坏。真正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追求自我实现，不过是人的“自恋”。人的本质是破坏性的；“死亡本能”迫使他要么毁灭别人，要么让自己受苦。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为积极改变的态度留下多少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治疗方法的价值。

相比之下，我认为神经症中的强迫性倾向并不是本能的，而是源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当患者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这些倾向就可以被改变，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可以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基于我所提倡的原则的治疗方法没有任何局限。在弄清楚这些限制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确实表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