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避型人格的分析

回避型患者的情感生活并不像其他类型那样，遵循着严格的模式。这一类型的个体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有着积极的目标——顺从型患者追求喜欢、亲密和爱，攻击型患者追求生存、控制和成功，而回避型患者的目标是消极的：他不想参与其中，不需要任何人，不希望别人干涉或影响他。因此，他们的情感状态依赖于在这种消极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欲望，而且只会形成少量的回避型所固有的倾向。

回避型患者普遍倾向于压抑所有情感，甚至否定情感的存在。在这里，我想引用诗人安娜·玛利亚·阿尔米（Anna Maria Armi）尚未出版的小说里的一段话，因为它不仅简洁地表达了这种倾向，而且表达了回避型患者的其他典型态度。小说的主人公在回忆他的青春岁月时说：“我能想象到一种强烈的生理联系（就像我和我父亲之间），也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精神联系（就像我和我的偶像之间），但我不明白这当中有什么情感，情感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在撒谎，就像在很多事上撒谎一样。B女士听到吓坏了，她反问我，‘可是你怎么解释牺牲呢？’我先是大吃一惊，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后来，我断定牺牲只是另一个谎言，即使它不是谎言，也仅仅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的行为。那时，我梦想着独自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大而平和，不多说话，也不用求人。我想自力更生，越来越自由，为了活得更明白而不再白日做梦。我认为道德毫无意义，只要你是绝对真实的，是好是坏没什么区别。寻求同情或帮助才是最大的罪恶。在我看来，灵魂就像是必须守护的寺院，在它里面总举行着奇怪的仪式，只有寺院里的僧人和守护者才懂。”

回避型患者所拒绝的情感主要是指对他人的情感，包括爱与恨。这是与他人保持情感距离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体验到强烈的爱或恨，会使一个人与别人更加亲密或者发生冲突。沙利文[3]所说的“距离机制”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的情感将被压抑在人际关系之外，并在书籍、动物、大自然、艺术、食物等领域中活跃起来。但这种情况有很大的风险。对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来说，不压抑自己全部的情感，而只压抑其中一部分（还是最关键的部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下述内容肯定是真实的。那些回避型的艺术家在其创作时期，不仅能够深刻地体会情感，而且能够将其表现出来；这些人往往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通常是在青少年时期，情感完全麻木或否定所有情感，就像上文所引用的那样。在经历了一些灾难性的建立亲密关系的尝试后，他们有意或自发地去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也就是说，当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选择了一种孤独的生活时，创造力似乎就会活跃起来。现在，在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释放和表达与人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大量情感，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早年对所有情感的拒绝是实现他们孤独的必要条件。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受到压抑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我们讨论自食其力时已经提到。任何欲望、兴趣或快乐，只要有可能使回避型患者产生依赖，都会被他视为对自己的背叛，并因此受到抑制。在允许感情充分流露之前，他必须仔细检查每一种情境，防止可能因此失去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会导致他在情感上的退缩。但是，当他发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时，他就可以去尽情享受。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产生深刻的情感体验。由于害怕过度依恋某种快乐，或者间接地被侵犯到自由，患者有时几乎成了一个苦行僧。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目的并不是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折磨。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自我约束，如果认同这种自我约束的前提，还会发现它颇有几分智慧。

在某些领域能实现自发的情感体验，对患者的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例如，创造力可能就是一种救赎。如果创造力的表达曾受到抑制，但通过分析或其他体验得到了解放，那么对回避型患者会有非常大的好处，就像发生了治疗的奇迹。但是，在评估这些治疗方法时要慎重行事。首先，对它们做任何概括都是错误的：对回避型患者来说可能意味着救赎，但对其他类型并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甚至对他自己来说，这也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根治神经症的“治疗”。它只不过是让患者的生活多了些满足、少了些困扰罢了。

患者越是抑制情绪，就越可能强调理智的重要性。他期望一切都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力量来解决，好像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足以解决它们。或者，单凭理性就好像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麻烦。

回顾我们对回避型患者人际关系的所有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会危及他的离群索居，并因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除非他的伴侣跟他一样回避，跟他一样需要与人保持距离；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愿意并且能够适应他的需要。在戏剧《培尔·金特》中，一直痴情地等待培尔·金特归来的女主人公索尔维格（Solveig），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伴侣。索尔维格对培尔·金特没有任何期望，因为他会被别人的期望吓到，就像他被自己的情绪失控吓坏一样。大多数时候，培尔·金特并不知道自己给予的是多么少，还以为已经把对自己无比珍贵的东西——未曾体验、未曾表达的情感，都献给了索尔维格。只要保证足够的情感距离，他就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忠诚。也许他能拥有一些热烈而短暂的关系，但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些关系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加剧他的退缩。

对他来说，性关系就像一座与他人沟通的桥梁，可能意义非凡。如果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会影响他的生活，那么他会很享受它们。他认为这种关系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算作逢场作戏。另一方面，他可能养成了异常冷漠的态度，不允许任何人擅自靠近。所以，他会用想象的关系来代替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都会出现在分析过程中。当然，回避型患者讨厌分析，因为这无疑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对观察自己很感兴趣，甚至着迷于此，因为分析师让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复杂过程，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他可能会被梦境的艺术气质或者天马行空的想象所吸引，他乐于为自己的假设寻找证据，就像科学家致力于真理的发现。他很感激分析师对他的关注，并指出这里或那里的问题，但他讨厌被催促或“驱使”前往他未曾预见的方向。他会经常指出分析中给出的建议有危险性——尽管实际上这些建议对他的危险性远远小于其他类型的患者，因为他早已准备好抵御“影响”。他不去验证分析师的建议是否合理，不以理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立场，而是像平常一样，倾向于盲目地（尽管间接地、礼貌地）拒绝所有的建议，只要它们与他对自己和生活的看法不一致。

他发现，特别令人讨厌的是，分析师竟然期望他做出任何改变。当然，他想要摆脱困扰他的东西，但不能因此改变他的性格。他乐此不疲地观察着自己，同时又无意识地决定保持现状。他对一切影响的蔑视只是他态度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最深层的原因；其他原因将在后文中探讨。他和分析师之间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析师只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在他的梦中，分析的场景可能表现为两个相隔千里的记者在打长途电话。乍一看，这样的梦似乎表达了他对分析师和分析过程的疏远感——这只不过准确地呈现了他意识中的态度。但是，因为做梦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之道，而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感受，所以这个梦的深层含义实际上是，希望远离分析师和整个分析过程，不让它们入侵自己的世界。

最后一个在分析内外均可观察到的特征是，当回避型患者受到侵犯时，他在抵抗时会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症，但回避型患者的抵抗似乎更加顽强，为此调动一切资源，几乎把它当作一场生死搏斗。其实，在回避型患者受到威胁之前，这场战斗早已暗中以破坏性的方式开始了。他将分析师隔离在外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如果分析师试图让患者相信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并因此对患者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分析师会遇到一种费尽心机而又彬彬有礼的否认。患者充其量会向分析师表达一些理性的看法，即便出现了自发的情绪反应，他也不会任其继续发展。此外，分析任何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都会让患者自发产生抵触情绪。他与别人的关系是如此暧昧，以至于分析师很难对它们有清晰的认识。患者的这种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别人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谈论这个话题只会让他心烦意乱。如果分析师反复追问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他的公然质疑。分析师是想让他变得合群吗？（对他来说，这简直卑鄙至极）如果在分析过程的后期，分析师成功地向他展示了回避的某些明显缺陷，患者会变得恐慌和易怒。此时，他可能会考虑退出分析。

在分析之外，患者的反应更为暴力。如果他们的超脱和独立受到威胁，这些平时安静和理性的人可能会大发脾气，甚至会恶语相向。一想到要真正加入任何活动或职业团体，不仅仅是交会费那种，就可能会引起他们明显的恐慌。如果他们真的卷入其中，可能会失去方向地横冲直撞，以求早日逃脱。他们比生命受到攻击的人更善于寻找逃跑的方法。如果要在爱情和独立之间做出选择，就像一位患者说的那样，他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独立。这就引出了回避型的另一个特点。他们不仅愿意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捍卫独立，而且为此做出多大的牺牲都心甘情愿。他可以将外在利益和内在价值全部都抛弃——在意识层面，他把任何干扰独立的欲望都抛在一边；在无意识层面，他自动地把这些欲望压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