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追求一心一意：没有伪装，情感真挚，能够金身心地投入到感情、工作和信仰中去。

解决冲突的根本途径

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无尽伤害，就越应该尽早地解决这些冲突。但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无论是靠理性决策，靠逃避，还是靠个人意志，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改变人格中产生冲突的那些条件。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神经症冲突。

这是一条根本的途径，也是一条激进的途径。考虑到改变内心的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何经常想方设法寻找捷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以及其他人常常会问：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就足够了？答案显而易见：不够。

即使分析师看到了患者的分裂，并且帮助他认清这种分裂，这种领悟还是不会立竿见影。它可以让患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为他开始看到自己苦恼的实际原因，而不再迷失在神秘的雾霭中。但是，患者还无法将此领悟应用于自己的生活。虽然他知道内心的各个部分如何运作、如何相互干扰，但他的分裂状态却丝毫未变。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事不关己的消息；这则消息似乎是可信的，但他不明白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由于他在无意识中保留了许多想法，这种领悟在他身上注定会失效。他在无意识中坚持认为：分析师夸大了他内心的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外界环境，他会什么事情都没有；爱情或事业的成功，可以让他摆脱烦恼；他可以远离人群，从而远离冲突；尽管大多数人不能一心二用，但他凭借超群的智慧和意志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他在无意识中觉得：分析师是一个江湖郎中或是一个善良的傻瓜，故意装出一种专业上的乐观，其实分析师应该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这就意味着，患者将用他的绝望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了一个事实：患者要么坚持自己特定的处理冲突的尝试，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尝试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要么对恢复正常状态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分析师必须先分析患者所有的尝试及其后果，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处理他的基本冲突。

寻找捷径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对起源的强调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即认识到这些相互冲突的冲动后，把它们与其源头以及童年早期的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足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原因基本同上。即使是对他早期经历最详细的回忆，充其量只能让患者对自己采取一种更仁慈、更宽容的态度，而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当前冲突的破坏性。

全面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儿童人格的改变，虽然没有直接的治疗价值，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研究神经症冲突发展的条件。[1]毕竟，最初是患者与自己、与别人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冲突。

我在以前的著作[2]中，以及本书的前面章节都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简单地说，一个孩子可能发现自己身处一种危险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威胁到了他的内心自由，他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总之，威胁到了他精神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助，因此，他在第一次尝试与别人交往时，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是由内心的战略需要决定的。他无法简单地表示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也无法如实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主张，而是不自觉地设计与人相处的方法，把对方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相处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与自我和他人的疏离，一种无助感，一种普遍的忧虑，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敌对紧张——从普遍的警惕到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些条件继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相互冲突的冲动。相反，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导致冲突的内在需要会变得更加迫切。事实上，虚假的解决方案让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更加紊乱，以至于真正的解决变得越来越难以企及。

因此，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需求，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拥有魔法，甚至不用碰到冲突，就可以将它们一扫而空。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魔法，所以必须知道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实现令人向往的改变。

既然每一种神经症都是一种性格紊乱，无论其症状多戏剧化，看上去多么非个人化，那么治疗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清楚地界定这一结构及其个别变化，就越能精确地描述我们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设想成一个围绕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系统，那么分析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详细研究患者解决冲突的所有无意识的尝试，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态度、理想化形象和外化等防御措施的含义，而暂不考虑它们与潜在冲突的具体关系。若是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不能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我们就错了；尽管这些尝试因为患者协调冲突的需要而产生，但它们却有着自身的规律、意义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则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患者看到冲突的总体轮廓，还要看到冲突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要让患者知道那些互不相容的驱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相互干扰的。例如，一个人有顺从倾向，这种顺从又被倒错的施虐倾向所强化，他就应该看到：这种顺从如何阻碍了他赢得比赛或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他想战胜别人的欲望又如何使胜利成为必需品。又比如，他应该明白，由于诸多原因，他发展出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是如何与他对同情、爱和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穿梭的：例如，他如何在对自己过分严厉和过分宽容之间切换；或者，他把对自己的要求外化，继而被他的施虐倾向所强化，这种外化的要求如何与他知道一切和包容一切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果他又如何在谴责他人和宽恕他人的行为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他如何在自以为拥有所有权利和感觉毫无权利之间来回切换。

此外，这部分的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融合与妥协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试图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支配和牺牲结合在一起。它还包括帮助患者准确地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和外化等防御措施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减轻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这部分的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了解他的冲突，了解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对其症状的具体责任。

总的来说，患者在分析的每个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在分析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尝试时，他会一心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并因此反对任何对其真实本性的洞察；而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证明自己的冲突根本不算冲突，并因此遮掩那些冲动实际上互不相容的事实。

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

至于应该按什么顺序来解决问题，我认为弗洛伊德的建议现在是并且可能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中的原则应用于精神分析，强调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处理患者的问题，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其一，解释应该是有益的；其二，解释不应该有害。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考虑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患者在这个时候是否能承受得住某种领悟？第二，分析师的解释对患者是否有意义，并让他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思考？

现在，我们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患者究竟能够承受什么，以及做什么有助于激发患者产生建设性的领悟。不同患者的性格结构差异太大，以至于无法确定做出解释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可以遵循一条指导原则，即只有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变化后，我们才可以有效且不冒风险地解决某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始终适用的衡量标准。

可以说，只要患者还执意追求对他来说意味着救赎的幻影，让他去面对任何冲突都是无效的。他必须首先看到，这些执着的追求是徒劳的，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简而言之，在分析冲突本身之前，分析师应该分析患者为解决冲突所做的尝试。我并不是说绝对不要提及冲突。分析的方法需要有多谨慎，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如果过早地指出他们的冲突，有些患者可能会陷入恐慌。而对另一些患者来说，过早指出冲突可能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会对此留下任何印象。但从逻辑上讲，只要患者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且无意识地指望靠它们“蒙混过关”，我们就不能指望患者对他的冲突产生多大兴趣。

另外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形象。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早期阶段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那未免有点离题太远。然而，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因为理想化形象常常是患者唯一觉得真实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唯一能给予患者自尊并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的因素。患者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力量，才能容忍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受到些许破坏。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处理施虐倾向肯定是没有益处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即使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对施虐倾向的意识也常常使患者充满恐惧和厌恶。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充足的理由来推迟对施虐倾向的分析，最好推迟到患者变得不那么绝望并且更加善于应变之后；这是因为，如果患者仍然无意识地相信替代性的生活是唯一选择，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对克服施虐倾向感兴趣。

在对不同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做出解释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时机原则。例如，对于一个攻击倾向占主导的患者——他认为情感是一种弱点，并赞扬一切强有力的东西，分析师就必须首先分析这种态度及其全部内涵。如果优先考虑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那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多么明显。患者会憎恨这种威胁到自己安全的举动，他觉得必须提防分析师想把他变成一个“老好人”。只有当他变得更强大时，他才能容忍自己顺从和谦卑的倾向。对于这样一位患者，分析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避开绝望这个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绝承认有这方面的感觉。对他来说，绝望意味着令人厌恶的自怨自艾，意味着羞耻地承认失败。相反，如果是一个顺从倾向占主导的患者，那么分析师在处理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所有与“亲近人”有关的因素。再比如，如果患者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或伟大的情人，那么分析他对被轻视和拒绝的恐惧完全是浪费时间，分析他的自卑倾向更是徒劳无功。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有时可以处理的问题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当高度的外化和固执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时，这使得患者不能容忍任何缺陷，问题也会变得更棘手。如果某些迹象向分析师揭示了这种情况，他最好避免去解释或者哪怕是暗示，问题的根源在患者自己身上，这样他将会节省大量的时间。不过，在这个阶段，分析师可以触及患者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例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力学，也会有助于分析师更快、更准确地掌握患者在与人交往中想要表达什么，从而知道在此刻应该处理什么。他能够从看似无关紧要的迹象中发现和预测患者人格的一个方面，从而将注意力放到需要观察的因素上。他的处境就像一位内科医生，发现患者夜间咳嗽、盗汗，午后出现疲倦后，便会考虑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进行检查。

例如，如果一个患者总是喜欢道歉，容易崇拜分析师，并在交往中表现出谦逊的倾向，分析师就会想象到所有与“亲近人”有关的因素。他将检查顺从是否就是患者的主导性态度；如果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他将尝试从每个可能的角度进行处理。同样，如果一个患者反复谈论他觉得羞辱的经历，并担心分析也会对他造成类似的影响，分析师就知道他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他会选择当时最容易处理的恐惧来源进行解释。比如，他可以将这种恐惧与患者肯定其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是这个理想化形象的某些部分已经被患者意识到了。再例如，如果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懒惰，并且感慨注定要失败，那么在当前情境下，分析师就必须尽可能地帮助他消除绝望。如果这种情况在分析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析师或许只能指出其中的含义，即患者已经放弃自己了。然后，他会尝试向患者传达，他的绝望并非来自真实的绝望处境，而是一个可以得到理解和最终解决的难题。如果这种绝望出现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分析师可以将它更具体地与某些情境联系起来，比如患者找不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

以上建议仍然为分析师留下充分的余地，让他可以凭直觉对患者的情况保持敏感。直觉是很有价值甚至不可或缺的工具，分析师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但是，直觉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仅仅是一门“艺术”，或者只要凭借常识就可以去做分析。分析师需要了解神经症性格的结构，这样做出的推论才会更科学，并使他能够准确和负责任地开展分析。

尽管如此，由于神经症性格结构包含了巨大的个体差异，分析师有时只能通过“试误”往前推进。这里所说的错误，并不是指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把不存在的动机强加于患者身上，或者没有抓住患者根本的神经症驱力。这里所指的是一些常见的错误，如分析师做出患者还没准备好接受的解释。虽然严重的错误可以避免，但像过早做出解释这种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警惕患者对解释的反应，并因此得到启示，便可以迅速地认识到这种错误。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过多强调了患者的“阻抗”，强调他是接受解释还是拒绝解释，而忽略了他的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样的反应正是在告诉分析师，在患者准备好面对自己的问题之前，他应该先去解决什么。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情况。一位患者意识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感到极其愤怒。即使是最合理的要求也被他视为胁迫，即使是最恰当的批评也被他视为侮辱。同时，他却觉得自己可以要求他人专一的奉献，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人。换句话说，他意识到，他把所有的特权留给自己，而不给对方任何权利。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注定会破坏甚至摧毁他的友谊和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工作中一直积极主动，并且富有成效。但是，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后果时，便在分析过程中变得沉默起来，出现轻微的抑郁和焦虑。他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也表明他有强烈的退缩倾向，这与之前他渴望与女性建立关系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退缩的倾向表明，未来的亲密关系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虽然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平等的观念，但在实践中却是拒绝接受的。他的抑郁是发现自己身处无法解决的困境时的反应，而他的退缩倾向意味着他在摸索解决之道。

当他意识到退缩是徒劳的，意识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之外别无他法时，他便开始思考：为什么亲密关系对他来说如此不可接受呢？随后的人际交往表明：在情感上，他认为要么拥有全部权利，要么没有任何权利。他所担心的是，如果他放弃了所有权利，他将永远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只能遵从他人的意愿。这反过来打开了他的顺从和自谦倾向的大门，这些倾向虽然之前有所触及，但它们的全部深度和意义从来没有被理解。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顺从性和依赖性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把所有权利据为己有，建立起一道人为的防线。在他的顺从倾向还是一种迫切的内在需要时，让他放弃这道防线，便意味着把他整个人都毁掉。因此，在他考虑改变自己武断的态度之前，分析师必须先解决他的顺从倾向。

本书所讲的每一点都清楚地表明，我们永远不可能使用单一的方法来穷尽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反复探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态度都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并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新的功能。比如，息事宁人和忍气吞声的态度本来就是患者对爱的神经症需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处理这一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析这两种态度；当我们讨论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也必须重新审视这两种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患者可能认为息事宁人是圣人观念的一种表现。当讨论患者的孤僻倾向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态度中还包含了避免摩擦的需要。当我们看到患者对他人的恐惧，以及他对自身施虐冲动矫枉过正时，这种强迫性的忍让态度就更清晰了。再比如，患者对胁迫表现出的敏感，可能首先被看作源于孤僻的防御性态度，然后又被视为他自己权力渴望的投射，最后可能被看作一种外化表现，是其内在胁迫或其他倾向的结果。

冲突的彻底解决

在分析过程中，任何明确化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放到整个人格结构中去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彻底解决”。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让患者认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和隐藏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到其强迫性的本质；使他认识到其主观价值和不良后果。

当患者发现一种神经症的特征时，往往不是去探究它，而是立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不管他是否有所意识，他都是希望通过追根溯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回”过去，并鼓励他先探究这种症状的内容；换句话说，鼓励患者熟悉这一症状本身。

患者必须了解这种症状的具体表现，他用以掩盖它的手段，以及他自己对它的态度。例如，如果患者对顺从的恐惧已然非常明显，他必须看清自己对各种形式的自我贬低有多憎恨、害怕和鄙视。他必须认识到，他在无意识中对自己采取的种种压制，目的是把所有顺从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从自己的生活中消除。然后他会明白，那些表面上不同的态度如何服务于这一目标；他如何麻木自己的情感，以至于对他人的感受、欲望或反应一无所知；这又如何使他变得非常不体谅别人；他如何压抑了自己对他人的喜爱，以及自己想要被人喜爱的欲望；他如何贬低别人的温柔和善良；他如何习惯性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在人际关系中，他觉得自己有权变得喜怒无常、吹毛求疵和苛刻，但他拒绝给予对方任何这些特权。或者，如果患者的全能感成为分析的焦点，那么仅仅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看到，他如何整天都在为自己设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他认为自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为一个复杂的主题写一篇精彩的论文；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他还期望自己才华横溢；在分析过程中，他期望自己在瞥见问题的瞬间就能解决问题。

接下来，患者必须意识到，他是被迫使按照特定的倾向行事的，他无法顾及自己的愿望和最佳利益，甚至经常与其背道而驰。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通常不会考虑现实的情况。举例来说，他必须看到，无论对待朋友还是敌人，他都是一样吹毛求疵；不管对方的行为如何，他都会训斥责骂：如果别人和蔼可亲，他就怀疑对方心怀内疚；如果别人坚持己见，他就认为对方专横霸道；如果别人向他屈服，他就认为对方是个懦夫；如果别人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就认为对方过于轻浮；如果别人拒绝了他，他就认为对方小肚鸡肠；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是患者不确定他是否被需要或受欢迎，那么他必须意识到，即使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被人需要、受人欢迎，他这种不确定的态度仍然存在。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还需要认识到患者对其受挫后的反应。例如，如果这种倾向涉及患者对情感的需求，那么他就必须看到，任何拒绝或友谊减弱的迹象都会让他感到失落和害怕，无论这个迹象是多么微不足道，或者那个人对他来说是多么无关紧要。

在以上步骤中，第一步是向患者表明他自身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则是使他意识到问题背后各种力量的强烈程度。这两个步骤都会引起患者进一步自我审查的兴趣。

当探讨某一特定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急于提供信息。他可能会表明，他对权威或类似胁迫的事物的反抗和蔑视，都是必要且性命攸关的，否则他就会被专横的父母吞噬；他可能会指出，优越感一直帮助他在缺乏自尊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回避倾向或“不在乎”的态度则保护了他免受伤害。诚然，这种人际关系出于患者的防御心理，但也很有启发性。这种人际关系告诉我们患者为什么一开始具有某种态度，并因此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历史价值，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病情的发展。但除此之外，它还能引导我们去理解这一倾向的当前作用。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功能才是最为紧要的。没有哪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仅仅是过去的遗产；就像某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下去。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倾向都是由当前性格结构中迫切的需要所决定的。知道某种神经症特征最初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只具有次要的价值，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当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症状态的主观价值在于它能制衡一些其他神经症倾向。因此，对这些价值的透彻理解将提示我们如何处理某个特定的案例。例如，如果我们认识到患者不能放弃他的全能感——这种感觉允许他把自己的潜能当作现实，把他的宏伟计划当作实际成就——我们就知道，必须要探讨他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中。如果他让我们看到，他这样生活是为了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便要注意那些让他整日担心失败的因素。

治疗中最重要的步骤是，让患者看到神经症状态的负面后果：他的神经症冲动和冲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使其丧失了某些能力。前面的步骤中已经涉及了其中的一些工作，但关键在于，要使患者清楚这幅画面的所有细节，只有这样，患者才会真正感到需要改变。考虑到每个神经症患者的病症都是迫不得已的，这就需要一种强烈的激励来克服阻碍力量。然而，这种激励只能来自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和成长的渴望，以及他认识到每种神经症的症状都会阻碍愿望的实现。因此，如果他经常做出贬低性的自我批评，他就必须看到，这种态度如何扼杀了他的自尊，并让他失去希望；如何使他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迫使他忍受虐待，反过来又导致他心生怨恨；如何使他丧失了工作的动机和能力；为了避免陷入自卑的深渊，他又是如何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态度，比如自我膨胀、自我疏离，以及对自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使他的神经症长期存在下去。

同样，在分析过程中，当某个特定冲突变得明显时，患者必须认识到这种冲突对他生活的影响。例如，当患者的自谦和好胜这两种倾向发生冲突时，必须明白这是反向施虐所固有的强烈压抑的结果。患者必须看到，他在每次自谦之后都会自我鄙视，并对自己奉承的人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他每次试图战胜别人时都会对自己感到恐惧，并担心遭到别人的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患者即使意识到了所有的不良后果，还是没有兴趣克服这种神经症状态。相反，这个问题似乎退出了他的视线。他几乎不知不觉地将其抛诸脑后，而病情没有任何好转。鉴于患者已经看到神经症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便很值得注意。然而，除非分析师能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反应，否则患者这样没有兴趣的情况很容易被忽略。患者可能会岔开话题，然后分析师跟着他的思路，直到再次陷入类似的僵局。过了很久之后，分析师才会意识到，虽然自己做了大量工作，但患者身上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如果分析师知道患者有时会出现这种反应，他就要问自己：患者内心的什么因素在阻止他做出改变，让他无视自己特定的态度及其造成的一系列不良后果。这样的因素通常有很多，只能一点点地解决。患者可能仍然因绝望而麻痹，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患者想战胜、挫败分析师，并让分析师出丑的愿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他的外化倾向可能仍然很明显，以至于尽管他认识到了不良后果，但还是无法将这种领悟应用于自身；他对全能感的需要可能仍然很强烈，以至于即使他知道后果不可避免，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他的理想化形象可能仍然很顽固，以至于他无法接受自己有任何神经症的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发怒，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对付这个难题，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它了。

认识到上述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些阻止患者改变的因素被忽略，分析师就很容易堕落为休斯敦·彼得森（Houston Peterson）所谓的“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分析而分析。在这些情况下，让患者接纳自己会带来明显的益处。即使冲突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但患者会有一种深刻的解脱感，并开始表现出希望挣脱束缚的迹象。这种有利的条件一旦确立，改变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以上陈述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技术的论文。我没有试图涵盖这一过程中所有导致问题恶化的因素，也没有试图包括所有的治愈因素。例如，我没有讨论过，当患者把他所有的防御性和攻击性都带入治疗关系，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所描述的步骤，只包括每次新的倾向或冲突凸显时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不过，通常不可能按照所说的顺序进行分析，因为即使某个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患者仍可能对它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在上述患者霸占权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揭示了另一个必须首先分析的问题。只要每个步骤最终都做到了，顺序就相对次要了。

在分析中，特定症状的变化会因所处理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当患者意识到他无意识中的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恐慌可能会消退。当他看清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时，他的抑郁可能会缓解。但只要每一步分析都做得很好，患者对自己、对别人的态度自然会发生某种普遍的变化，无论特定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假如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些不同的问题，比如对性过分强调、对现实一厢情愿、对胁迫高度敏感，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人格。不管我们分析的是哪一种困难，患者的敌意、无助、恐惧，以及他与自己、与别人的疏离都会有所减少。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以下几个例子中，患者与自我的疏离是如何减少的。

一个过分强调性活动的人，只有在性经历和性幻想中，他才觉得自己活着；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局限于性方面；他觉得自己唯一的资产就是他的性吸引力。只有当他了解了这种情况，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重新找回自我。

一个用想象来界定现实的人，他已然忘记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他既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看不到自己的实际能力。通过心理分析，他不再把自己的潜能当作实际的成就；他不仅能够面对自己，而且能够感受真实的自己。

一个对胁迫极度敏感的人，已经淡忘了自己的愿望和信念，只觉得那是别人在控制和支配他。当这种情况被分析之后，他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能够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在每一次分析中，被压抑的敌意，不管其种类和来源是什么，最终都会浮现出来，使患者暂时变得更加暴躁。但是，每放弃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种非理性的敌意就会减少。当患者看到那些问题中也有自己的原因并不再将其外化时，当他变得不那么脆弱、恐惧、依赖或苛刻时，他的敌意就会大大减退。

敌意的减退主要是因为无助感的减少。一个人越是强大，就越少感受到他人的威胁。这种力量的增强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以前，他的生活以别人为中心，现在开始回归自我了；他变得更积极主动，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会逐渐拥有更多可利用的能量，以前用于压抑自己的那部分能量被释放出来；他变得不再那么拘束，不再被恐惧、自卑和绝望所麻痹。他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做出让步，而不是盲目地顺从、对抗或发泄施虐冲动，因此，他变得更加强大。

最后，尽管患者因防御系统被打破，而暂时地引起了焦虑，但每一个有益的步骤都必然会降低焦虑，因为患者已经变得不那么害怕自己和其他人了。

这些变化的总体结果就是患者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孤立；随着他更加强大、更少敌意，其他人也不再是需要对抗、操纵或回避的威胁。他可以与别人建立友好的情感。他与自己的关系，也随着外化的丢弃、自卑的消失，而得到改善。

如果观察患者在分析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引起最初冲突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压力变得日益严重，而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则越来越轻松。患者过去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无助、恐惧、敌意和孤独时所产生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可以逐渐被抛弃。说实在的，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与他人平等相处，他为什么要为了自己讨厌的人、践踏自己的人而抹杀或牺牲自己呢？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感到安全，可以与他人和谐共处并相互竞争，而不用时刻担心被比下去，他为什么还要对权力和认可贪得无厌呢？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爱并且不害怕争吵，他为什么还要焦虑地避免与他人交往呢？

治疗的终极目标

完成分析工作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越是纠结，遇到的障碍就越多，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人们期望简短的分析治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能从分析中受益，毕竟有一点帮助总比没有帮助好。确实，神经症的严重程度有很大差异，轻度神经症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治愈。某些短程治疗看起来很有前途，但不幸的是，其中多数是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相当无视神经症中那些起作用的强大力量。至于严重的神经症，我相信，只有更好地理解神经症的结构，不浪费时间去寻求追根究底的解释，才能缩短分析的过程。

所幸的是，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有时，生活本身也是一位有效的治疗师。在许多人生经历中，任何一种都可能足以引起人格改变。它可能是一位伟人，有着鼓舞人心的榜样作用；可能是一出寻常的悲剧，使神经症患者靠近他人，从而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也可能是与志同道合者的相遇，使患者感到没有必要操控或回避他人。还有一种情况是，神经症行为带来的后果非常剧烈或频繁出现，以至于给患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不再那么恐惧或僵化。

然而，生活本身的疗效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无法安排困境、友谊或宗教的体验来满足特定个体的需要。生活作为一位治疗师，是冷酷无情的，它可能会帮助到某一个患者，但同时又会摧毁另一个患者。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神经症患者很难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可以这样说，如果患者获得了吸取教训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发现自己在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能知其所以然，进而将这种领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么分析就可以令人安心地结束了。

既然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又认识到冲突是可以被解决的，就有必要重新定义治疗的目标。尽管许多神经症疾病属于医学范畴，但用医学术语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靠谱。因为即使是心身疾病，它在本质上也是人格冲突的表现，所以治疗的目标必须从人格角度来界定。

这样一来，我们的终极目标就包含了许多具体目标。首先，患者必须能够为自己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他感觉自己在生活中是一股积极、可靠的力量，能够做出决定并愿意承担后果。然后，在此基础上，他愿意承担自己对别人的责任，愿意承担他认为有价值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涉及自己的子女、父母、朋友，还是员工、同事、社区或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获得内心的独立——既不一味反对别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全盘地接受它们。这意味着让患者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就人际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他将尊重别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关系。这与真正的民主理念是相吻合的。

我们还可以用情感的自发性来定义这个目标，也就是情感的觉醒和活力，无论是爱还是恨、快乐还是悲伤、恐惧还是欲望。它将包括有能力表达情感，也有能力控制情感。因为爱和友情如此重要，所以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爱既不是寄生式的依赖，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如哲学家麦慕理[3]所说：“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我们在关系中交往，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分享经验，我们相互理解，我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寻找快乐和满足，在彼此面前敞开心扉和袒露心声。”

对治疗目标最全面的表述应该是追求一心一意：没有伪装，情感真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感情、工作和信仰中去。只有解决了内心冲突，才可能接近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是随意设定的，它们能成为有效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古今圣贤所遵循的理想相一致。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因为它们正是心灵健康所依赖的要素。我们有理由提出这些目标，因为它们在逻辑上符合我们对神经症的致病因素的了解。

我们敢提出这么高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不仅仅是年幼的孩子具有可塑性；只要我们活着，所有人都能做出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这一信念得到了经验的支持。心理分析是带来根本改变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我们对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越了解，就越有可能实现想要的改变。

不过，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其价值在于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明方向。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就会用一个新的理想化形象来取代旧的，这等于换汤不换药。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分析师并不能把患者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获得自由，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这也意味着给予患者一个发展和成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