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

自古以来，人们就相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正义与邪恶，此两极力量的对峙正表现出这一信念。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当然，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最先提出假设：所谓的基本冲突，是本能冲动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我们盲目地寻求本能冲动的满足，另一方面是外界环境（家庭和社会）的阻止和压抑。这种环境在童年时期便开始内化，后来成为令人生畏的“超我”。

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讨论，但不太适合在这里展开。因为那样的话，我们需要把所有关于力比多理论的争论都重述一遍。所以，我们不如先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放在一边，尝试理解这个观点本身的含义。这样就只剩这一个论点，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力和令人生畏的良知之间的对立，乃是各种冲突的根源。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在我看来与之相当的东西）在神经症的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对它的基本性质却有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尽管这种对立是一种主要的冲突，但它是继发性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我持异议的理由将在后文中逐渐变得清晰。在这里，我只说一点：我不相信任何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如此强烈，以至于能够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分裂；也不相信它的结果如此有害，以至于竟然能够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种心理状态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保留着一心一意追求某种东西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因恐惧的阻碍而产生了挫败感。但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正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追求某个目标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是分裂的，也就是说，是背道而驰的。[1]由此所造成的状况远比弗洛伊德所假设的严重得多。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的可能性，我的看法则比他更积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在根本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加以控制。但根据我的观点，基本的神经症冲突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且即使出现了，只要患者愿意付出相当的努力和艰辛，也是可以解决的。我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并不是乐观或悲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我们的前提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解答，在哲学意义上很吸引人。让我们再次把种种关于他思路的讨论放到一边，只看他的“生”“死”本能理论本身。弗洛伊德把“生”“死”本能理论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但他本人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的。例如，他认为受虐狂和施虐狂的内驱力，可以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的融合。

若将我的观点应用于对冲突的研究，还需要引入对道德观的讨论。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道德观是科学王国的非法入侵者。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一种摒弃了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科学至上”（指自然科学）的努力，限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其治疗，使其局限于一个狭隘的范围。更具体地说，这种努力似乎使他无法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荣格也相当重视人类身上相互对立的倾向。事实上，荣格对这些矛盾印象深刻，以至于他总结出一条普遍规律：任何一种元素的存在，都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在场。外在的阴柔对应内在的阳刚；表面的外向对应隐藏的内向；表面以思维和理性为主导，内心则偏重于情感，等等。由此可见，荣格似乎认为冲突是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他继续说，这些对立面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标是接纳彼此，从而接近理想的完整状态。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一个陷入某种片面发展的人。荣格在他所谓的“互补法则”中阐述了这些概念。现在，我也认识到，那些对立的倾向中包含了互补的因素，它们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它们紧紧依附于患者，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解决冲突的尝试。例如，一个人内倾、孤僻，只关注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忽略别人，如果这是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就是说，它是先天形成并由后天经验强化而来，那么荣格的推论就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向患者指出他隐藏的“外倾”倾向，指出任何片面的发展都是危险的，并鼓励他接受并实现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僻）看作他逃避的一种手段，逃避因与他人密切接触而产生的冲突，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加外倾，而是要分析那些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实现内心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