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本冲突的观点

(二)我对基本冲突的观点

现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神经症患者对别人的矛盾态度中,我看到了他的基本冲突。在详细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回忆一下《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故事,其中有关于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在这个故事中,一方面,杰基尔博士文弱、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海德先生残忍、无情、自私自利。当然,我并非暗示神经症的分裂总是遵循这个故事的模式,我只是想指出,在神经症患者对别人的态度中,往往生动地表现出基本的矛盾。

要从起源学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2]。所谓基本焦虑,是指一个孩子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使孩子感到不安全,例如: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情感冷漠、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或过少的赞美、缺乏关爱、让孩子在父母的争执中“站队”、承担太多或太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偏袒、歧视、不遵守承诺、敌意的氛围,等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因素,就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他们的诚实、慷慨等,可能都只是假装出来的。孩子感受到的虚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只是他对父母行为中矛盾之处的反应。然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可能很隐蔽,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逐步地了解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情境下,孩子们摸索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应对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应对在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仅发展出了临时的策略,还形成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成了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就不能过多地关注个别倾向,而是要全景式地观察儿童在上述环境中采取的行动。虽然这样做暂时忽略了细节,但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儿童为应对环境所采取的基本行动。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幅相当混乱的画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三条主线会逐渐清晰起来:儿童会亲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当儿童亲近人时,他接受了自己的无助,尽管他感到疏远和恐惧,但他尝试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并依靠他们。只有这样,他与别人在一起时才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存在不同阵营,他会依附于更强大的那一方。通过这种依附,他获得了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感觉不那么脆弱和孤立。

当儿童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的敌意,并认为敌意是天然存在的,所以他会有意或无意地决定战斗。他会暗中怀疑别人对自己的感情和意图,他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并打败别人,不仅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儿童回避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加入战斗,只想与人保持距离。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他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融入自然、玩具、书籍和梦想的怀抱。

在这三种态度中,每一种态度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中的某个因素: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实际上,儿童不可能只表现出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因为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然都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倾向。

现在,如果我们谈论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表现出上述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倾向在他身上并没有消失。在一个以依赖和顺从为主的人格中,仍然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独处的需要;一个充满敌意的人,也会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自安静;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才是决定一个人实际行为的关键。它反映的是在与人打交道时,个体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和手段。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会在无意识层面使用各种技巧,使自己与别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在任何需要与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也是患者在意识层面最能接受的——但并不总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那些不太明显的态度就没有影响力。例如,一个表面上依赖、顺从的人,很难说他的支配欲就低于他对爱的需求,只不过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更隐蔽罢了。被掩盖的倾向可能拥有巨大的力量,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可以发生逆转,这在许多例子中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这种逆转,但它也发生在成人的生活中。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女性的病史往往显示出这种变化。一个曾经像假小子一样野心勃勃、叛逆的女孩,在坠入爱河之后,可能会变成一个顺从、依赖的女人,显得不再有什么野心。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本来性格孤僻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他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变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去回答一个频繁遇到的问题,即后来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我们是否被童年经历一成不变地牵引和制约着?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给出一个比通常看法更恰当的答案。有这样一些可能:如果童年环境没有过于抑制自发成长,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能影响人格的塑造。然而,如果早期经验的影响足够大,使儿童形成了僵化的行为模式,那么任何新的经验都无法突破桎梏。一部分原因在于,个体的僵化让他无法接受任何新的体验:比如,他可能过分不合群,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依赖根深蒂固,让他总是屈从别人,并招致别人的利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已有的那套语言模式来解释一切新的经验:比如,攻击型的人面对别人的友好时,要么认为这是愚蠢的表现,要么认为别人有所企图;因此新的经验只会强化旧有模式。还有一种情况,当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时,看似是后来的经验带来了人格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像它表现得那么彻底。事实上,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转向另一个极端。然而,如果起初没有冲突存在,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