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形象的缺陷

理想化形象的缺陷

理想化形象具有极大的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内在的缺点,它的地位将是无懈可击的。首先,由于涉及许多虚构的元素,整个形象的根基岌岌可危。它像一包裹着糖衣的炮弹,随时可能会伤及患者。任何来自外界的质疑或批评,任何对自己未能达到形象的觉察,任何对他内心冲突的真正洞见,都可能让这包炸弹发生爆炸。因此,患者必须限制自己的生活,以免遭遇这样的危险。他必须回避自己不被赞美和认可的场合,必须回避那些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甚至可能对任何努力都产生强烈的厌恶。对他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来说,只要构思一幅画面,就等于创作了一幅画。任何平庸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取得成就,但让他像张三、李四那样努力奋斗,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并非天赋异禀,这太丢人了。事实上,因为没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成功,所以他的态度注定他将一事无成。他的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他依赖于别人给他无尽的肯定,包括赞美、认可、奉承;然而,这些肯定都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憎恨那些专横跋扈的人,那些在任何方面都比他强的人——比他更自信、更平和、更博学的人,这些人威胁到了他的自我评价。他越是坚持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形象,他的仇恨就越强烈。或者,如果他的傲慢被压抑了,他可能会盲目地崇拜那些抛头露面、举止傲慢的大人物。他喜欢在他们身上看到理想化的自己,但迟早有一天,患者会意识到,他所敬仰的神灵只对他们自己感兴趣,只关心他在他们的神坛上烧了几炷香,这时他必然会陷入巨大的失望。

其次,也许理想化形象最大的缺点是随后发生的与自我的疏远。在压抑或清除自己的重要部分时,我们不可能不与自己疏远。这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变化之一,尽管我们还不太了解这些过程的基本特性。患者最终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感受,忘记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相信什么;一言蔽之,他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他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来生活。在J.M.巴里[6]的小说《汤米和格丽泽尔》(Tommy and Grizel)中,汤米这个角色比任何临床描述都更透彻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当然,如果不是陷入一张由无意识矫饰和合理化作用合谋的大网之中,患者也不可能如此行事,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一个人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无法做出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的困难在不断增加,他可能会一头扎进虚幻的想象,永远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要理解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世界的虚幻面纱注定会延伸到外部世界。最近,有一位患者极好地概括了整个情况,他说:“如果不是现实的干扰,我会过得非常好。”

最后,虽然患者创造理想化形象是为了消除基本冲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它同时在人格中制造了新的裂缝,甚至比原来的裂缝更危险。概括来说: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真实的自己;这个理想化形象看似消除了这场灾难,但他把自己的形象拔高之后,就更不能忍受真实的自己了,他开始对真正的自己感到愤怒,开始瞧不起自己,并因为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而痛苦;于是,他在自我崇拜和自我蔑视之间,在理想化形象和被鄙视的形象之间,不停地来回摆荡,没有可以退守的中间地带。

这个时候,患者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冲突:一方面是那些相互矛盾的强迫性冲动,另一方面是内心不安强加给他的内部专政。患者对这种内部专政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对政治独裁的反应:他可能会去认同它,觉得自己就像内心独裁者所说的那样完美;或者他会踮起脚尖努力达到它的要求;或者他会反抗这种胁迫,拒绝承担它所强加的义务。如果是第一种反应,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自恋”的人,他不接受批评,因此也无法认识到现存的裂痕。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的人。在第三种情况下,这个人则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或事承担责任,他往往反复无常、否定一切。我特地使用“印象”或“表现”这样的词,是因为不管他做出何种反应,从根本上说他的自我都是难以驾驭的。即使是一个通常认为自己“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在他试图推翻的强制标准下艰难前行;事实上,他仍然被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所控制,这可以从他使用那些标准去鞭笞别人体现出来。[7]

有时候,患者会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从一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例如,他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尝试变成“大好人”,但如果从中没有得到安慰,他就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坚决反对所谓的好人标准。或者,他可能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子转向苛求完美。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态度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尝试令人满意,它们注定都要失败,只能被当作摆脱难以忍受的情境而做出的不顾一切的努力;就像在任何无法忍受的情境中一样,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如果一种失败,他就换另一种。

所有这些后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阻止个体真正成长的巨大障碍。患者无法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尽管他的主张与此相反,但实际上,他注定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当他谈到成长时,他脑海中萦绕的是一个无意识的想法: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形象,不要任何缺点。

因此,我们治疗的任务就是:让患者认识到他的理想化形象的全部细节,帮助他逐渐了解它所有的功能和主观价值,并向他展示理想化形象必然会带来的痛苦。这样,患者就会开始怀疑他这么做的代价是否太大。但是,只有当患者不太需要创造理想化形象时,他才能放弃这一形象。

[1]赫尔曼·南伯格(Herman Nunberg)在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De Synthetische Funktion des Ich)中讨论了这种争取统一完整的问题,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年。

[2]参见安妮·帕里什(Anne Parrish)的《跪拜》(All Kneeling),载《第二个伍尔科特读者》(The Second Woollcott Reader),花城出版公司,1939年版。

[3]对弗洛伊德的自恋、超我、罪疚感等概念的批评,参见卡伦·霍尼的《精神分析的新方向》,1938年版;另参见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爱》(Selfishness and Self-Love),载《精神病学杂志》,1939年。

[4]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5]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的描述,其主要思想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人有可能将身上的相互冲突的因素分离开来。杰基尔医生在认识到自己身上善与恶的巨大对峙后说:“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可爱的梦想,就是把这些矛盾的因素分离开来。我想,假如能够把自己每一种特性都寄存于不同的本体,那么生活中所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就会消失了。”

[6]巴里(J.M.Barrie,1860—1937),英国作家,代表作《彼得·潘》。——译者注

[7]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