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回避的功能

任何被强烈捍卫的东西必然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希望理解回避的功能，并最终对治疗有所助益。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种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都有积极的一面。在“亲近人”的态度中，一个人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友好的世界；在“对抗人”的态度中，他为自己能够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生存而做准备；在“回避人”的态度中，他则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平静和安宁。实际上，这三种态度对人类的发展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当它们出现在神经症的结构中并发挥作用时，它们才会变得僵化、强迫和盲目，并且相互排斥。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的价值，但并不会让其一无是处。

回避带来的好处有很多。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东方哲学中，人们都对孤独孜孜以求，把它视为高级精神追求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追求与神经症回避相提并论。前者出于人们自愿的选择，被当作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那些选择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而神经症回避并不是患者自由选择的，而是出于内心的强迫，是他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它仍然能给患者带来好处，只是具体要视神经症的严重程度而定。虽然神经症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回避型患者仍会保持一定的正直。在一个人际关系友好真诚的社会里，这一点可能没什么影响；但在一个充满伪善、欺诈、嫉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一个柔弱、正直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与人保持距离则有助于维护这种正直。此外，神经症通常会剥夺一个人内心的平静，而回避可以提供一条抵达安宁的途径，安宁的程度取决于他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另外，回避还允许他拥有一些独创性的想法和感受，只要他在魔法圈内的情感生活还没有完全麻木。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他对世界的深沉思考和相对不受打扰，都有助于他发展和表达创造性的能力，如果他有这种能力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回避是创造的前提条件，但在神经症的压力之下，回避可以为表达创造力提供最佳的机会。

尽管回避有这么多好处，但这似乎不是患者拼死捍卫它的原因。实际上，就算这些好处因为某种原因变得微不足道，或者被伴随的烦恼所抵消，患者还是会拼死捍卫它。这一观察结果将我们引向了更深的层面。如果回避型患者被迫与人亲密接触，他可能很容易崩溃，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衰弱”（nervous breakdown）。我使用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它包括了许多精神紊乱的现象，比如：功能失调、酗酒、自杀企图、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病发作，等等。不仅是患者本人，有时还有精神病学家，都倾向于把这种精神紊乱归因于某些发生在“崩溃”之前的事件。比如，上级待人不公正，丈夫出现婚外情，妻子比较神经质，有过同性恋经历，在大学里不受欢迎，以前养尊处优而现在要自食其力，这些事件都可能被归为诱因。确实，这些问题都是诱发因素。治疗师应该认真对待，尽可能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患者的问题。但这样做还不够，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患者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影响？为什么看起来普通的挫折和烦恼竟会打破他的整个心理平衡？换句话说，即使分析师理解了患者对某个困扰做出的反应，但他仍然需要了解，为什么这个反应与刺激如此不相称。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指出这一事实：与回避有关的神经症倾向，与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只要它能起作用，就会给患者安全感；反过来说，当它不起作用时，患者就会产生焦虑。只要能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回避型患者就会感到相对的安全。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有人侵入了他的“魔法圈”，他就会感受到威胁。这一考虑使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在不能与别人保持情感距离时，回避型患者就会变得恐慌。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他之所以如此恐慌，是因为他缺乏应对生活的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他只能保持超然的态度，对生活敬而远之。在这里，回避型的消极品质再次给这幅画面增添了一种色彩，让它不同于其他的神经症倾向。

更具体地说，在困难面前，回避型患者既不顺从，也不斗争；既不合作，也不控制；既不热情，也不冷酷。他就如同一只困兽，只有一种对付危险的方法，那就是逃避和躲藏。在患者的想象或梦境中，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他就像锡兰国的侏儒族（pygmies），只要在森林里，就能战无不胜，出了森林就不堪一击。他又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只有一堵围墙在守护着安全，如果这堵围墙被攻破，整个城堡对敌人就毫无防备了。这样的场景充分解释了他为什么总对生活感到焦虑。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为何把离群索居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紧紧抓住不放，且不惜任何代价去捍卫它。从本质上说，所有的神经症倾向都是自我防御，但其他倾向包括了患者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的尝试。然而，当离群索居成为主导倾向时，它会使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很无助，到最后，它的防御特性成了最重要的特征。

但是，回避型患者拼命地捍卫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对独立的威胁，对“攻破围墙”的担心，通常不仅仅意味着暂时的恐慌，它可能还会导致精神病中的人格解体。如果在分析过程中，回避的状态被打破，患者不仅会感到不安，还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恐惧。例如，患者可能会害怕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这主要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特性。患者还会担心，由于毫无防御能力，他会无助地暴露在攻击者的胁迫和控制之下。但他还有第三种恐惧，那就是害怕精神错乱（insane），其表现可能非常明显，以至于他需要确保没有这种可能性。这里的精神错乱并不意味着发疯，也不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它直接表达了对人格分裂的恐惧，后者常常出现在梦境和联想中。这意味着，放弃他的回避将使他面对自己的矛盾；他可能会无法生存，就像一棵被闪电劈开的树——这是一位患者的意象。这一假设已经被其他观察所证实。极度回避的人对内心冲突有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厌恶感。他们会告诉分析师，自己完全不知道分析师说的冲突是什么。每当分析师成功地向他们指出一种内心冲突，他们都会巧妙地、不动声色地避开这一话题。如果他们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前，不经意地认识到冲突的存在，他们就会陷入严重的恐慌之中。后来，当他们在更安全的情况下认识到冲突时，将会表现出更严重的回避倾向。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乍看之下会令人困惑：回避是基本冲突的固有部分，但它也是对抗冲突的一种措施。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个谜题会自行解开。回避是患者在保护自己，对抗基本冲突中更积极的那两个部分。在此，我们必须重申一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态度并不妨碍其他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存在和活动。我们在回避型人格中，可以比在另外两种类型中，更清楚地看到各方力量轮番上演。首先，在患者的人生历程中，经常表现出矛盾的斗争。在他明确接受自己是回避型之前，这类人往往会经历顺从和依赖的阶段，也会经历攻击和叛逆的阶段。与另外两种类型明确的价值观相比，回避型患者的价值体系充满了矛盾。除了对他所认为的自由和独立给予高度评价之外，他在分析中有时会对人性中的善良、同情、慷慨和自我牺牲表示极度赞赏，有时又会转向冷酷的、利己主义的丛林哲学。他自己可能对这些矛盾感到困惑，但他会试图用一些合理化的方式否认它们的矛盾性。如果分析师对这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认识，就很容易感到困惑不解。他可能会尝试各种方法，但哪个方向都无法深入，因为患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躲进他的避难所，然后封闭所有的入口，就像关闭一艘船的水密舱壁一样。

在回避型患者特殊的“对抗”背后，潜藏着一个完美而简单的逻辑。他不想让自己与分析师有什么瓜葛，也不想把分析师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根本就不想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不想面对自己的冲突。如果理解了他的假设，我们就会发现，他甚至对分析这些因素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假设是，只要与别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就不需要担心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只要远离别人，这些关系中的困扰就不会成为他的困扰；甚至分析师所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应该）被搁置起来，因为这些冲突只会让他烦躁；没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楚，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回避态度。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意识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然而，他忽略并长期拒绝承认的事实是，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和发展。

因此，神经症回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阻止主要冲突发挥作用。这是患者应对冲突最彻底也是最有效的防御。作为众多制造虚假和谐的神经症方式之一，它尝试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但这并非真正的解决之道，因为患者对于亲密关系，以及控制、利用和超越他人的强迫性渴望仍然存在，这些需求继续骚扰着当事人，甚至使他无法行动。最终，只要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继续存在，他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内心平静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