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化的通用模式

作为总结，我想指出外化有一种通用模式，即虽然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但责任却被推卸到别人身上。许多患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某些问题，就会马上跳回童年时代，并把所有的解释都归咎于童年。他们会说，他们之所以对压迫很敏感，是因为有一位专横的母亲；他们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曾遭受羞辱；他们有报复心，是因为早年被伤害过；他们孤僻，是因为童年时没人理解他们；他们在性方面很压抑，是因为从小特别严格的教养；诸如此类。我并不反对分析师和患者致力于理解童年经历的影响，只是不赞成那种过分热衷于挖掘童年的分析。这种做法将一无所获，只会导致无休止的重复，并对探索目前在患者身上运作的力量失去兴趣。

弗洛伊德对起源的过分强调大大支持了这种态度，但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其中有多少基于真理，有多少基于谬误。的确，患者的神经症发展始于童年时期，他所能提供的所有线索都基于他对自身发展的理解。患上神经症确实不是他的责任。环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得不这样发展下去。出于下面将要讨论的原因，分析师必须向患者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这种态度的谬误在于，患者对童年时代在其内心形成的各种力量缺乏兴趣。然而，这些力量仍在他身上起作用，并导致了他现在的困难。例如，他小时候见过太多虚伪的东西，这可能是他玩世不恭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只把自己的玩世不恭与童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就忽略了他当前对这种态度的需要。这种需要源于他被不同的理想所撕扯，因此不得不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抛到一边，试图解决这一冲突。此外，他还倾向于逞强好胜，在自己承担不了的时候强出头，而在应该承担的时候却做缩头乌龟。他不断地提到童年经历就是为了让自己确信，他真的无法避免某些挫折，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应该从童年灾难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这一形象不允许他接受有缺陷或冲突的过去或现在。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停地谈论童年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逃避，这让他保持着渴望自我审查的幻觉。因为他把在自己内心运作的力量都外化了，所以他体验不到它们的存在，也无法把自己看作生活的推动者。既然不再是生活的推动者，他便把自己看作一个球，一旦被推下山，只能一直往下滚；或者是实验室里的豚鼠，一旦建立了条件反射，就永远被限定了。

患者对童年经历的片面强调，是他外化倾向的确凿表现。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态度，我就知道会看到一个与自己疏离的人，而且他还继续被驱使着远离自我。这种预见从来没有出过错。

患者的外化倾向也会出现在梦中。在患者的梦中，分析师可能成了监狱看守；或者她想要穿过一扇门，丈夫却把门关上了；或者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出现了意外或障碍。这些梦都象征着患者企图否认自己内心的冲突，并将这些冲突归咎于某些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外化倾向的患者会让心理分析变得异常困难。他去见分析师就像去看牙医一样，只是希望分析师完成一项无须他参与的工作。他对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兴趣十足，但对自己的神经症却讳疾忌医。他大谈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却不肯承认自己应该负担的责任。在他看来，如果妻子不那么神经质，如果工作不那么烦人，他就会一切安好。长久以来，他都意识不到情绪对自己内心的影响；他害怕鬼魂和盗贼，害怕电闪雷鸣，害怕身边的坏人，害怕动荡的时局，但他从不担心自己。他对自己的问题最多只是有点兴趣，因为它们给他带来了智力或艺术上的乐趣。但我们可以说，只要从精神上讲他不在场，就不可能把任何领悟应用于实际生活；因此，尽管他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带来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从本质上讲，外化是一个主动消灭自我的过程。它之所以可行，根本原因在于患者与自我渐行渐远，而这是神经症过程中必然发生的。随着自我被消灭，患者内心的冲突自然也从意识中被逐除。然而，外化以外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使患者变得更喜欢责备、报复他人，也更加畏惧他人。更进一步说，外化加剧了最初引发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即加剧了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