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爱对顺从型人格的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性与爱在顺从型患者身上扮演的角色。在患者看来，爱往往是唯一值得为之奋斗、为之活下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乏味和空虚的。按照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 Wittels）对强迫性追求的描述[6]，爱成了患者奋不顾身去追求的幻影。人群、自然、工作，或者任何一种娱乐或兴趣，除非有爱的关系赋予它们热情和味道，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这种对爱的痴迷在女性中比男性中更为常见和明显，这个事实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对爱痴迷是女性特有的渴望。事实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根本无关，它只是一种神经症现象，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冲动。

如果我们理解顺从型患者的人格结构，就会明白为什么爱对他如此重要，为什么“他的疯狂中自有逻辑”。考虑到他身上互相矛盾的强迫性倾向，爱实际上是他满足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既能满足他被人喜欢的需要，也能实现他支配别人的需要（通过爱）；既能满足他甘居人后的需要，也能满足他高人一等的需要（通过伴侣对他的专注）。它使患者能够在合理、无辜甚至值得称赞的基础上，释放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又允许他表现出自己所有讨人喜欢的品质。此外，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来自内心的冲突，于是爱就成了他的灵丹妙药——只要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外人会说这种期望如此荒谬，要指出这一点很容易，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推理的逻辑。他的逻辑是：“我既脆弱又无助，只要我独自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我的无助感就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胜过一切的人，我就不再面临危险了，因为他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不需要证明自己，不需要提要求或做解释，因为他会理解我，并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事实上，我的软弱将是一种优势，因为他会喜欢我的无助，而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我无法为自己调动积极性，但如果是为他做事情，或者他要求我为自己做点什么，我就会迅速行动起来。”

他继续按这个逻辑推想，其中部分是深思熟虑的，部分只凭感觉，部分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会想：“独处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一件事如果不能跟人分享，我就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孤独还让我感到迷茫和焦虑。当然，我可以独自在周六晚上看电影或读书，但那是一件丢脸的事，它让我感觉没人需要我。因此，我必须精心安排，坚决不能在周六晚上或在任何时候独自一人。但如果我找到了一位伟大的爱人，他会把我从这种折磨中解救出来，我就再也不会孤单一人了。现在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将充满乐趣。”

他还会这样想：“我缺乏自信，总觉得别人比我更能干，更有魅力和天赋。即使是我努力完成的事情，也觉得没什么价值，因为我无法把它归功于自己。也许我一直在虚张声势，或者只是运气好罢了。我根本无法保证下一次还能成功。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他就不会对我委以重任了。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人，爱我本来的样子，把我捧在掌心里，那么我就是一个大人物了。”所以，难怪爱情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充满诱惑，难怪人们会紧紧抓住它不放，为它放弃了从内在改变自己的艰苦历程。

性行为也是如此，除了生物性功能外，同样具有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顺从型患者越是倾向于回避（害怕情感的投入），越是对被爱感到绝望，就越有可能用性来代替爱。他会以为性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会像高估爱一样，认为性也能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我们小心地避免以下两个极端：一种是认为患者对爱的过分强调实属“自然”，另一种是直接将其贬低为“神经症”，我们就会看到，顺从型患者对爱的期待完全符合他的生活哲学。正如我们经常（或者总是）在神经症现象中发现的：患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推理都是完美无缺的，只不过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这个错误的前提就是，患者把自己对爱的需求以及所有相关的东西，与真正去爱一个人的能力混为一谈，而且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攻击性甚至破坏性的倾向。换句话说，他忽略了整个神经症的冲突。他期望在丝毫不改变冲突本身的情况下，清除那些未解决的冲突的有害后果——这是每个神经症患者尝试解决冲突时的典型态度，同时也是这些尝试注定要失败的原因。

然而，对于把爱作为解药的人，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如果这些顺从型患者足够幸运，能找到一位既强大又善良的伴侣，或者伴侣的神经症恰好与他的神经症互补，那么他的痛苦可能会大幅减少，甚至还能感受到一定的幸福。但一般来说，这种期待人间天堂的关系只会将他推向痛苦的深渊。他很有可能把自身的冲突带入其中，从而破坏了这段关系。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减轻一些他的实际痛苦。除非他的冲突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他的成长之路将会不断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