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形象的功能
无论如何界定理想化形象，它其实早已被人们认识到了，古往今来的哲学著作中都有所提及。弗洛伊德把它引入神经症理论，并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也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中心论题，他将其描述为对优越感的追求。如果要指出这些观点和我的观点的异同，可能会让我们离题太远。[3]简单地说，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涉及了理想化形象的某个方面，而没有观察到整个现象。因此，尽管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许多其他学者，包括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保罗·费登（Paul Federn）、伯纳德·格鲁克（Bernard Glueck）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都对此发表过重要的观点，但这一现象及其功能的全部意义仍未得到充分认识。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很明显，它满足了神经症患者最关键的需求。不管各位学者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它，他们都同意这一点：理想化形象就是神经症的大本营，其地位难以撼动与削弱。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根深蒂固的“自恋”是心理治疗中最大的障碍。
第一，我们先来谈谈它最基本的功能，即理想化形象取代了真正的自信和骄傲。一个最终患上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人生最初的自信，因为他遭受了许多令人崩溃的经历。即使他有那么一点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被削弱，因为自信赖以存在的条件总是被破坏，而它们在短时间内又难以重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人情绪能量的活跃性和可用性、一个人自己真正目标的发展，以及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主动性的能力。无论神经症如何发展，这些因素都很容易被破坏。神经症倾向会损害患者的决断力，因为患者是被驱使着，而不是主动做出决定的。而且，患者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能力，还因为他对别人的依赖而不断被削弱，不管这种依赖以何种形式出现——盲目地反抗，盲目地想要超越他人，还是盲目地想要远离他人。此外，通过压抑大量的情绪能量，患者的情感几近瘫痪。所有这些因素使他几乎不可能制定自己的目标。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基本冲突造成了患者内心的分裂。由于被剥夺了坚实的根基，神经症患者只能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和权力感。这就是为什么患者对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念，是理想化形象中永远存在的成分。
第二，理想化形象的第二种功能与第一种紧密相连。神经症患者并不会在真空中感到脆弱，而是在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中，感觉别人随时会欺骗、羞辱、奴役和击败他。因此，他必须不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这样做不是出于虚荣或任性，而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是软弱和可鄙的（后面会讨论这一点），所以他必须寻找让自己感觉更好、比别人更有价值的东西。无论这种感觉是更圣洁还是更无情，更友爱还是更刻薄，他必须在自己心里感到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且不论他还有任何超越别人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需求都包含了想要超越别人的因素，因为不管是哪种神经症结构，总有一种脆弱性，对轻视和羞辱特别敏感。为了消除这种羞辱感，就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主要存在并活动于患者自己的头脑中。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患者追求优越感的驱动力之一，并为这种追求赋予了特殊色彩。[4]现代文明中的竞争精神通过制造人际关系的纠葛，不仅培养了普遍的神经症，而且特别满足了人们追求卓越的需求。
第三，我们已经看到，理想化形象如何替代了真正的自信和骄傲，但它还有另外一种替代作用。因为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充满矛盾，所以它们对患者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且它们模糊不清，也无法给予患者任何指引。因此，如果他不努力成为自己创造的偶像，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某种意义，他就会感到人生漫无目的。这一点在分析过程中变得尤为明显，当他的理想化形象逐渐受损，他在一段时间内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那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在理想问题上的混乱，才开始明白这种理想并不可取。在这以前，不管他嘴上说得多么好听，他其实对整个问题既不理解也没兴趣；而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有真实意义的，并想要探索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可以说，这种经验恰好证明了理想化形象取代了真正的理想。理解这一功能对治疗有着重要意义。分析师可以在早期指出患者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无法指望患者对这个问题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理想化形象变得可有可无之前，分析师都无法就此开展工作。
第四，在理想化形象的许多功能中，有一种功能造成了这一形象的刻板僵化。如果我们在私下将自己视为美德或智慧的典范，那么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都可能消失不见，或者被蒙上一层迷人的色彩——就像在一幅优美的画中，一堵破旧、腐朽的墙壁一改旧貌，在棕色、灰色和红色的美妙组合下容光焕发。
若要进一步了解这种防御功能，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他的缺点或缺陷的？乍一看，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答案有无数种可能。然而，还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一个人如何看待他的缺点或缺陷，取决于他接受自己的哪一面，排斥自己的哪一面。然而，在相似的文化环境中，这取决于他的基本冲突中哪个方面占主导地位。例如，顺从型的人不会把自己的恐惧和无助视为缺点，而攻击型的人则会把任何这样的感受视为羞耻，设法对自己和别人隐瞒起来。顺从型的人把自己的敌意、攻击视为罪恶，而攻击型的人则把自己的温柔情感看作可鄙的弱点。此外，每一种类型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否认，这一切只是他更易接受的自我做出的伪装。例如，顺从型的人绝对会否认，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有爱心和慷慨的人；回避型的人则会忽略这一事实，即他的离群索居并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因为他无法与别人相处。一般来说，这两种类型都会否认自己的施虐倾向（后文将讨论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患者视为缺点并加以拒绝的东西，就是与患者待人处事的主导态度不相协调的东西。可以说，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它必须不可动摇的原因。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患者无法接受他自己并不重要、并不优越。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答案就很明确了。因为承认自己的某个缺点，就意味着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继而破坏他已经建立的虚假和谐，所以患者寸步不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冲突的强烈程度与理想化形象的僵化程度是正相关的；如果患者有一个精致和顽固的理想化形象，那么他的内心一定有着极具破坏性的冲突。
第五，理想化形象的最后一个功能同样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形象除了掩饰基本冲突中不可接受的部分，还有一种更积极的功能。它代表了患者的一种艺术创作，在这种艺术创作中，对立的事物似乎得到了调和，或者至少对患者而言，它们不再表现为冲突了。下面我将举几个例子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仅仅描述当前存在的冲突，说明它们在理想化形象中的表现。
在患者甲的内心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顺从倾向，他极其需要爱和赞美，需要被照顾，需要表现出同情、慷慨、体贴和友爱；占第二位的是回避倾向，他讨厌加入群体，强调独立，害怕联结，对胁迫很敏感。这种回避倾向与他对亲密的需求不断发生冲突，并使他与女性的关系一再受到干扰。此外，他也有比较明显的攻击冲动，表现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力争第一，间接支配他人，时不时利用他们，并且不能容忍任何干扰。当然，这些倾向极大地削弱了他恋爱和交友的能力，也与他的回避倾向格格不入。由于不了解这些冲动，他虚构了一个理想化形象，这一形象是三个人物的合体。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和朋友，是任何女人都最爱的男人，没有人比他更友好和善良。其次，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领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政治家。最后，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智者，是为数不多的洞察了生命意义的人之一。
这个理想化形象并非完全虚构。患者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充分的潜力，但这种潜能被他当成了既定的事实，被他视为伟大和独特的成就。此外，患者内心冲动的强迫性也被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相信自己天赋异禀。本来是对爱和赞许的神经症需求，却被他想象成爱的能力；本来是超越别人的冲动，却被他认为是天生出类拔萃；本来是对离群索居的需要，却被他看成是独立睿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冲突通过以下方式被消除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干扰、阻碍他发挥潜力的各种冲动，被他提升到不切实际的完美境界，表现为一个丰富人格中兼容的几个面；它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分别置于他的理想化形象的三个人物中。
另一个例子可以更清晰地描述隔离相互冲突的因素的重要性。[5]患者乙的主要倾向是回避，而且是相当极端的回避，包含了前文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他同时也有很明显的顺从倾向，可是乙本人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与他对独立的渴望实在太不相称。他想要变得非常优秀，这种努力偶尔会冲破压抑的外壳。他能意识到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种渴望与他的回避倾向不断产生冲突。他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能发起无情的攻击：他沉溺于大规模破坏的幻想中，恨不得杀死所有干扰他生活的人；他自称信奉丛林哲学，认为强权就是真理，追求私利是天经地义，是唯一明智而不虚伪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相当胆小的，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爆发。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以下人物的怪诞组合。大部分时间，他是一名山间隐士，拥有无限的智慧和平静。偶尔，他又会变成狼人，完全丧失人类情感，一心只想杀戮。这两个不相容的形象似乎还不够，他还是一位理想的朋友和情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情况：患者对神经症倾向的否定，自我膨胀，把潜能误认为现实。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患者并没有试图调和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与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相比，它们显得纯洁而未加修饰。因为这些形象独立存在，所以它们互不干扰。这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冲突就这样被消解了。
最后来看一个更为统一的理想化形象的例子。在患者丙的实际行为中，攻击性倾向占主导地位，并伴随着施虐倾向。他专横霸道，喜欢利用他人。在野心的驱使下，他冷酷无情地向前迈进。他善于谋划、组织、斗争，并有意识地坚持纯粹的丛林哲学。他也极度回避，但攻击性冲动总是使他与人群纠缠在一起，令他无法保持离群索居。然而，他还是严防死守，不让自己卷入任何私人关系，也不让自己享受任何与他人有关的东西。在这方面，他做得相当成功，因为他对别人的情感都被深深压抑了，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通过性途径来实现。然而，他有一种明显的顺从倾向，同时又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妨碍了他对权力的追求。另外，他还有一些潜藏的清教徒式的标准，主要用来鞭策别人，但也会不由自主地用在自己身上，而这些标准与他的丛林哲学格格不入。
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身披闪亮铠甲的骑士，是远见卓识、追求正义的战士。他是一位明智的领导者，不依附于任何人，执行严格而公正的纪律。他诚实可信，不虚情假意。女人们都爱他，他会是一个伟大的情人，但他不会钟情于任何一个女人。与其他例子一样，患者实现了同样的目标：基本冲突中的因素得到了调和。
因此，理想化形象是解决基本冲突的一种尝试，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描述过的其他任何尝试。理想化形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它就像一个黏合剂，能把分裂的人格黏合在一起。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的头脑中，但它对患者的人际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形象可能被称为虚构或虚幻的自我，但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容易引起误解。在创造理想化形象的过程中，患者一厢情愿的想法确实令人吃惊，特别是它竟然也发生在那些其他方面比较务实的人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虚构的。它虽然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创造物，但其中交织着非常现实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通常包含了一个人的真实理想的痕迹。虽然那些浮夸的成就是虚幻的，但它背后的潜能往往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真实的内在需要，并执行着真实的功能，而且对创造者有着真实的影响。这个创造过程遵循着明确的规律，只要我们识别了它的特性，就能准确推断出患者真实的性格结构。
不管理想化形象中掺杂了多少幻想，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它都具有现实的价值。他的理想化形象建立得越牢固，他的真实自我就越模糊。由于理想化形象所起的作用，这种舍本逐末的情况必然会发生。这样做的目的是抹杀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回顾许多患者的病史，我们就会相信，理想化形象实际上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也说明了当理想化形象受到攻击时，患者的强烈反抗是合情合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只要这种形象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完整的，他就能感觉到自己是重要的、优越的、和谐的，尽管这些感觉是幻想出来的。基于他自己勾画的优越性，他认为自己有权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但如果这种形象遭到破坏，他马上就会感受到威胁：面对自己所有的弱点，无权提出特殊的要求，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甚至自觉形象可鄙。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面对自己精神崩溃的恐惧。这也许是一个使他变得更好的机会，这种真实会比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光芒都更有价值。虽然道理如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这相当于让他在自己所惧怕的黑暗中纵身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