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崛起与中国好莱坞地位的确立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凭借其位于中国海岸线中点和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优势，开始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城市经济近代化为起始点，上海交通发达，各业蜂起，人口聚集，城市发展快速推进。在此进程中，上海深受西方影响，缘此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进而跃升为远东第一大都会。[51]
通过华洋杂处、模仿学习、东西交融、推陈出新，上海在20世纪初就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且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特性。这其中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电影，作为新兴艺术品在上海异军突起，进而在中国独占鳌头。距离卢米埃尔公开放映世界上最早的几部电影8个多月后的1896年8月11日，上海的徐园“又一村”就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还是清光绪二十二年。这比北京首次放映电影（1902年）早了5年还要多。此后，电影放映业在上海逐渐扩展开来。可观的利润进一步刺激外商来华投资电影放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新建影院日益增多。[52]
与渐臻发育成熟的电影放映业形成积极呼应的是，电影拍摄活动在上海的兴起。众所周知，在北京拍摄的《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在1905年诞生。然而，好景不长，4年后丰泰照相馆遭遇火灾一蹶不振，拍摄电影活动就此停止，这不幸成为北京电影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在上海的电影摄制活动起先由外商投资进行，1898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Tomas Edison）公司派遣摄影师周游世界，也曾到沪拍摄《上海警察》《上海街景》两部短片。10年后，意大利侨民劳罗斯（A.E.Loulos）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上海租界各处风景》等短片。1909年来沪的美国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拍片活动涉及上海、香港，在沪虽然仅摄制《西太后》《不幸儿》两部影片，但对上海电影业的影响却不仅止于此——1912年，该公司因拍片市场反响不佳，被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A.Yiesel）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T.H.Suffert）；翌年，张石川受聘为亚细亚公司顾问；张氏与郑正秋等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公司的全部拍片工作，推出《难夫难妻》等片。就这样通过采用买办式经营的方式，国产影片在上海稳健起步。[53]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德国进口的胶片源断绝，“亚细亚”只能关张了事。两年后，美国胶片进入中国市场，上海电影制片业被重新激活。先是1918年商务印书馆接盘美商摄影器材成立活动影戏部；步入20年代，中国影戏研究社、上海影戏公司、新亚影片公司、明星公司等涌现，纷纷推出长故事片，赚取丰厚的票房回报，由此进一步助推制片公司在上海蓬勃发展。据统计，1925年前后有141家制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占全国电影公司的80%以上。[54]当电影业在上海风生水起之际，北平仅光华影片公司推出《燕山隐侠》。[55]就电影业发展迅猛与骄人成绩而言，即使是得风气之先的香港也无法望上海之项背。在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
然而，中国电影在上海的处境并不理想。外片大量涌入，凭借技术主义支撑与大资本投入，霸占了多数中国影院的大银幕。一向采用低成本制作的上海电影界，1928年发生同质恶性竞争，更是导致中国电影艺术水准的整体滑坡。有识之士积极探讨中国电影振兴之路，曾建言“开辟新的好来坞”，论者认为“上海的所谓公共租界、在种种方面，都不配当我们中国的好来坞”，其具体主张如下：
从前在军阀争雄时代、除了上海之外、没有一处地方、可以空话我们艺术的自由发展、固无怪乎大家要挤在上海、托庇于外人保护之下、……正当的艺术的发展、不但为现政府所不禁、而且为所奖励与提倡、北方的北平、南方的杭州、都可以供我们选择相当的摄影地点、杭州有的是画景的世界、摄制现代影片、随处都可取材、至于历史影片、我总以为非到北方去摄不可。[56]
尽管如此，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黄金十年”执政期，上海作为中国影都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哪怕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上海还是中国影片的主要生产地；同期，奔向内地、香港的上海电影人进一步强化了电影文化对各地的辐射。抗战胜利后，电影人纷纷重返上海，再次掀起摄制影片的高潮；同时，分流北京、东北的上海电影人继续发挥作用。此时，上海依旧处于中国电影的中心地位，就是东北出品的电影也要到上海公映才能引起广泛影响。上海成为中国好莱坞的原因究竟何在，值得认真反思。
其一，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上海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电影输入中国的首选地。电影在上海首映看似偶然，实有必然之势。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便大量输入这座城市。从煤气灯到电灯，从马车、脚踏车、人力车到火车、电车，从自来水、洋牙粉到身上穿着的洋布、洋呢，等等，西方物质文明深度浸淫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在器物层面之上的西方理念文化也随之涌入。上海在敢于尝鲜之余，发挥积聚效应将西方文化进一步推广开来。电影这一建立在近代科技发明基础之上的近代大众艺术，不过是众多西方的舶来品之一。从徐园到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电影放映点在上海逐步增多，最终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于1908年建起上海的第一家电影院——虹口大戏院。随着新建影院的日益增多，电影放映市场日益成熟，在方便放映大量海外影片的同时，也为国产影片提供了放映机会。而有市场，有出路，对于中国人试制影片至关紧要。
其二，上海都市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市民阶层，为电影文化培育了消费群体。大片存在的租界将西方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与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移植过来，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地增速。为此吸引大量人口涌入，同时也促进资金流、物流的加速与人才的集聚。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上海新人“崇洋媚外”、追逐时尚已成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具有中产阶级底蕴的市民阶层在上海发展进程中的出现与形成。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中间阶层职员就已经崛起。该阶层受过现代教育，主要在文化、政治、经济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诸如律师工会、会计师工会、工程师工会、医师工会、钱业同业公会、洋务职员工会等新兴职业团体不断涌现；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上海职员达20—30万之众。以职员阶层为基础，上海形成了以追逐西方社会生活为摩登的市民消费模式，这其中就包括看电影的文化消费。如此市民文化不仅笼罩上海，而且通过现代传媒的影响传播到全国，从而孳育了大量的电影拥趸。[57]，[58]
其三，上海租界的“安全岛”效应，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环境。上海一市三治、五方杂处，租界当局但求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只要不颠覆其统治，对多种主义、各类团体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对于潜在威胁的思想主张租界方也并不严加查禁。租界当局虽然也制定了“电检”制度，但总体上并不严苛。在四方多难的近代中国，如此政治环境对于中国电影生产算是铺设温床了。上海电影界虽然曾经发生过“六合”公司“围剿”天一公司的事件，但质而言之，这是商战而不是政治迫害。与“天一”拓展南洋相对的是，黎民伟来沪发展。“香港电影之父”所以离开香港，直接原因是省港大罢工导致香港电影业大受打击。[59]相较之下，更显出上海好似乱世的一叶方舟。虽然这并没有逆转“天一”的渐次退出，但有艺华、新华的先后问世，还是足以说明上海无愧为中国电影的一方热土。如此政治环境为左翼电影人利用，所以才能形成左翼电影运动。
其四，多样人才的汇聚碰撞与应世而变，催生出电影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近代化城市，发达的文化产业，时尚的文化生活与潜在的发展机遇，吸引大量人才投奔而来。在国产影片之初，中国并没有电影专才，可凭借的是超前的电影意识，藉以实现跨界华丽转身。张石川原在洋行供职，深谙经营之道，股灾之下索性将业余爱好变成主业，成为电影资本家兼导演。严春堂将贩卖烟土所得的暴利投资电影，摇身一变，也成为电影家。张善琨由经营共和舞台到创办新华公司，竟然颇为得法。此外，还有演员、布景师、摄影师等，皆由各类人才蜕变而成。尽管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历史上，当时的上海确乎是实现电影梦的最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