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美术人的群体概况
考察中国近代电影美术人群体，其发展大体可以呈现4个阶段的起伏。第一阶段，前接中国人初拍电影的晚清时代（1905年），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最初问世的国产片中，除了戏剧演员直接充当电影演员之外，摄影与布景、导演的雏形在《定军山》都已初步呈现，而摄影与布景就是再粗陋也可与电影美术相接通。在起步的最初数年间，中国电影一时割舍不了舞台艺术的脐带，因此带有相对强烈的影戏美学特征。这之后，但杜宇的崛起将电影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他的美术才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因为对他原本画家身份的认识，当时影评界对“融画入影”也实现了理论的自觉。在此之后，电影艺术的又一次提升主要体现在布景美术的突破。电影艺术观众的传播，张聿光等美术家的介入，使电影布景美术有了质的提升，电影艺术质量随之水涨船高。缘此，电影美术人群体也就初步成阵。
第二阶段，从1930年起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为止。这一阶段，新兴电影文化开始抬头，既而转向为左翼电影运动，后又接以国防电影运动。这是中国电影从思想到艺术全面狂飙突进的年代，无声电影也正是在这时期跃升为有声电影。学有专长的艺专毕业生开始大量涌入电影界，这是电影质量与影人社会地位共同提升的互动结果。在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作用下，布景的真实性与美学拓展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基础上外景拍摄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电影美术人历经磨炼，从布景美术岗位出发，在电影美工、表演、摄影、导演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特别是具有美术专长的导演，他们将自己的美术才华与美学理想投注于活动影像，综合运用各种造型手段，创造出一批具有时代水准的电影精品，践行了电影绘画的追求。
第三阶段，也就是全民族抗战时期。战争改变了一切，随着战事的吃紧、进口胶片的紧张，无论是上海还是大后方，尤其是后者的电影业皆趋收缩状态；尽管上海电影人来到香港、重庆乃至延安，皆有助于当地的电影业，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振兴中国电影。无论形势如何，电影美术人还是积极作为。摄影师拓展纪录片拍摄；大后方电影受此影响具有浓烈的纪实美学风格。“孤岛”电影界对巨片的投拍，使“布景导演”大有可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首部卡通电影正是诞生于“孤岛”时期的上海。但总体上，中国电影业的萎缩，阻塞了美术人进入电影界的通道。少量新从业的电影美术人为后阶段成为电影发展的生力军埋下了伏笔。
第四阶段，从抗战胜利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电影人纷纷重返上海，上海电影界迎来了出片的又一高潮，同期东北、北京、南京电影业得到新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电影的最后阶段，在最初两阶段已成为导演的电影美术人，除个别沉沦外，至此已俨然为影界元老级人物，并仍有力做奉献；在此前有历练、有积累的电影美术人努力实现“登顶”，由此扩增了“绘画导演”的行列。布景、表演、摄影仍是电影美术新人的见习地，新人才不断涌现，特别是抗战时期有积累的电影美术人就此脱颖而出，成为电影界的新星。从绝对数量来说，在中国近代电影的最后阶段，伴随电影布景美术工作的完善与摄影团队的建设，电影美术人群体阵容可观。但是，电影美术新人在此阶段多未实现成为“电影作者”的“完形”发展，对电影的贡献值也就相对有限。
美术人所以在中国近代电影界成群结队，除了电影需要美术人的加盟之外，电影美术人的惺惺相惜与互相援助也至关重要。尽管历史逝水冲刷了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根据打捞上来的些许记忆碎片，我们大体还是可以拼凑出电影美术人的三类关系：师生（含师徒）、同学或者是朋友。
师生之谊。这方面让人自然联想到张聿光，他先后为上海美专校长与新华艺专副校长，对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两大艺校学生从影当有榜样作用。跟张聿光学画布景画的张光宇曾一度为电影布景师也是受其沾溉。[80]但就美术人入行电影界而言，但杜宇更接近于第一推动力。正是他看中擅长美术的史东山，将其招揽进电影公司，从而对中国电影界产生更为深远影响。吴永刚、王为一等，均对史东山的栽培感恩戴德。[81]，[82]布景大师韩尚义的电影成才之路，体现了转益多师的特性。出身贫寒、自小爱画的韩尚义来沪谋生，辗转考入广告社工作，结识新华影片布景师茅愚言，由此得以常到电影厂参观拍戏。后以做小学图画教员省下的薄薪，进上海美专进修，一连7年。这不仅为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美术基础，更重要的是，韩尚义由此结识的美术老师倪贻德，在关键时刻将他推荐给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三厅筹拍大型纪录电影《民族万岁》，韩尚义随郑君里等人奔赴西北。1940年在重庆结识史东山、司徒慧敏，由于史氏、司徒从影之初都有过电影美工的经历，因此对韩尚义颇为器重，引荐他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同年，他参与影片《东亚之光》的美术设计工作，仅比他大3岁的美术家姚宗汉成为他的启蒙老师。此后，又参加《日本间谍》影片的拍摄。因胶片紧张，该片拍拍停停，前后参与的美工设计除了韩尚义还有7人之多：许珂、张光宇、丁聪、叶浅予、张正宇、姚宗汉、关鹏之。然而，真正使其美工水准更上一层楼的是，为史东山导演的《还我故乡》做美工，韩尚义先行将全剧的布景草图画好，成为中国电影美术设计史上的“一次革新”。韩尚义声名鹊起，抗战胜利后，蔡楚生主动写纸条邀他合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成功是全方位的，由此确立了韩尚义在电影布景界的地位。此外，他还负责了《新闺怨》《关不住的春光》等片的美术设计。通过与蔡楚生等导演的合作，韩尚义深感受益匪浅。[83]，[84]以上事例说明，电影界师生之谊带有较多的传统师徒情分，在电影摄影界更是如此。以往摄影师怕徒弟抢饭碗，不愿倾囊相授者有之，但偷师学艺的后起者，难能可贵之处是并不沿续前人的老路。徐绍宇带出了王士珍，周达明师从洪伟烈，黄绍芬指导许琦摄影技艺突飞猛进，吴蔚云更是培养了韩仲良、朱今明。[85]中国近代后期所出影片，摄影师多配有助理，实者是以师带徒，这在当时电影界颇为通行。
同学援引。要进电影界如果有熟人介绍，必然比普通应试者多一重机会。赵丹、王为一、徐韬在上海美专就相视莫逆，一起热衷进步戏剧运动。赵丹早进电影界，王为一、徐韬因为出演《钦差大臣》，后被史东山改编为《狂欢之夜》而进入电影界。三人“触电”似乎都靠自身努力，但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摄制《关不住的春光》，相互帮衬之意明显。至于沙蒙进明星公司二厂，正是受赵丹的推荐。[86]吴永刚在上海美专进修时，与吴天、徐渠、许珂等同学关系较近，许珂曾从事雕塑艺术，1934年吴永刚在联华公司改任编导，就介绍许珂接替了他的美工职务。[87]许幸之、吴印咸一起举办绘画、摄影联展，社会反响颇好，这为他们赢得了进入电通公司拍片的良机。[88]丁辰长期从事舞台布景工作，1947年任文华公司影片《夜店》的美术设计后，由黄佐临推荐给史东山，想担任昆仑影片《万家灯火》的美术设计，史东山有意让韩尚义与该片导演沈浮商量；韩、丁为美专同学，韩尚义的电影美工水平分明为他的同学“背书”，所以一荐成功。[89]
朋友共事。在同一公司谋职的电影美术人，同声相应，惺惺相惜，无须多论。蔡楚生初进联华不久，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至，联华群情激愤，以最短时间制作了《共赴国难》一片，已是资深导演的史东山参加剧本讨论，“有时在深夜还到现场指导摄制工作”，这让蔡楚生没齿难忘。[90]还有交情更为深厚的，沈西苓与许幸之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是朋友，在上海从事左翼美术运动时还曾一同被抓，刚到上海不久的汤晓丹也身陷囹圄，与沈、许同为难友。[91]吴永刚在“联华”做美工时，住在摄影洪伟烈家的二楼前房，正房住着金焰夫妇，房客都在洪家搭伙吃饭。[92]吴永刚还经常与洪伟烈、金焰一同打猎喝酒。[93]如此深厚的交情，难怪吴永刚与洪伟烈在《神女》等影片的合作是这样的默契。马徐维邦与薛伯青的交情堪称传奇，早在1928年薛伯青来沪拟报考上海美专之际，就结识了马徐维邦，后薛伯青未进上海美专，却辗转进入电影界，与马徐重逢；1932年二人同在天马影片公司的《爱欲》摄影组，前往浙江普陀山拍外景，马徐在大礁石中寻找镜头位置，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正是薛伯青闻声赶到，救了马徐导演一命。救命之恩使二人的友谊非同寻常，也成就了他俩在《夜半歌声》的精彩合作。[94]
近代中国百业大体未脱人情社会的基调，电影美术人的群体关系并不出格。美术人在竞争激烈的电影界抱团取暖，这既是该群体的生存状况使然，亦衬托出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
【注释】
[1]《时代电影》第2年8月号（1937年7月25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0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
[2]张蓉、马西平：《电影艺术概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曹毅梅主编：《世界电影史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4]曹毅梅主编：《世界电影史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6页。
[5]［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9页。
[6]邓烛非：《世界电影艺术史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7]孙建业：《浅论格里菲斯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78—82页。
[8]于保泉、田丽红：《影视欣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赵家璧：《小说与电影》，《矛盾》第2卷第3期（1933年11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8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0]皓厂：《看过〈弟弟〉以后》，《电影杂志》第1卷5、6期（1924年），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11]侯曜：《什么是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大中华百合公司：《透明的上海》1926年特刊，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
[12]胡仲持：《影戏与艺术》，大中华百合公司：《探亲家》1926年特刊，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422页。
[13]孙师毅：《电影剧在艺术中之位置》，神州公司：《道义之交》1926年特刊，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426页。
[14]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432、440—450页。
[15]张若谷：《第八艺术》，《银星》第8期（1927年5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16]劲曹：《中国电影与艺术》，《中国电影杂志》第1卷第8期（1927年8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2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17]百合女士：《希望中国第八艺术之将来》，《银星》第14期（1927年11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8]上海图书馆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
[19]张潜：《电影与艺术无关么？》，《联华画报》第6卷第11期（1935年12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7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20]曲文倩：《摄影与绘画的最初较量——1839—1917年之间摄影与绘画的相互影响》，中央美术学院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
[21]董占军：《摄影术的发明对十九世纪末欧洲绘画的影响》，《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2页。
[22]郭志恒：《借鉴 促进 融合——浅谈摄影与绘画的互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2009届学位论文，第7页。
[23]董占军：《摄影术的发明对十九世纪末欧洲绘画的影响》，《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2页。
[24]［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25]石春鸿：《论摄影对西方绘画的影响》，《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62页。
[26]曲文倩：《摄影与绘画的最初较量——1839—1917年之间摄影与绘画的相互影响》，中央美术学院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27]汪贤俊：《影像的冲击——论早期摄影对绘画的影响》，南京艺术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4—35页。
[28]蔡挺俊：《影像技术下的绘画世界》，浙江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
[29]高霄鹏：《试析摄影图像对架上绘画的影响》，山西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30]曲文倩：《摄影与绘画的最初较量——1839—1917年之间摄影与绘画的相互影响》，中央美术学院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6—7页。
[31]万古蟾：《我的自述》，上海电影史料编辑组编：《上海电影史料》第6辑，上海：上海电影志办公室1995年印，第36—37页。
[32]吴印咸：《影艺六十年》，朱明雄编：《命运交响曲：传记文学选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33]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第1卷第1号（1921年4月），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34]徐彰：《影戏与美术》，《电影杂志》第1卷第4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35]松庐：《中国电影界演员人才的缺乏》，《电影杂志》第1卷第9号，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36]庆光：《观〈不堪回首〉后》，《电影杂志》第1卷第11号，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37]龚家胜：《老实话》，《电影月报》第5期（1928年8月10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2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38]黄宗沾：《美国电影之内幕》，《新银星》第9期（1929年4月），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39]陈寿荫：《自疆室电影拾遗》，《电影杂志》第1卷第9号，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40]心德：《与敏荪谈“照相师是否就是电影家”》，《电影杂志》第1卷第12号（1925年），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41]曹毅梅主编：《世界电影史概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42]［法］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第1卷，忠培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43]［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44]［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391—392、415、398、428页。
[45]［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418、432、396、437、430页。
[46]［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427、432页。
[47]《画家出身的男明星》，《电声》第7年第10期（1938年4月29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6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48]《好莱坞男女明星的出身》，《电声》第8年第37期（1939年9月8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7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49]［苏联］C.尤特凯维奇：《论电影中的美工师》，周承人编：《论电影美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50]［法］萨杜尔：《电影艺术史》，徐昭、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402、434、405、435页。
[5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7、35—36页。
[5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8—13页。
[53]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32页。
[54]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835页。
[55]沈子宜：《电影在北平》，《电影月报》第6期（1928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56]陈大悲：《中国电影之将来》，《电影月报》第7期（1928年10月10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2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57]施茜：《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7页。
[58]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763页。
[59]《黎民伟：中国电影之父、民主革命的支持者》，http：//www.gzqjnews.com/html/special/2012/ 1120/79.html，2015/12/8。
[60]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68—75页。
[61]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84—87页。
[62]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114页。
[63]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64]施茜：《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4页。
[65]张伟：《纸质媒体里的民国电影》，上海图书馆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66]沈晹：《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与上海文化语境》，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67]林家治编著：《民国商业美术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25页。
[68]上海摄影家协会、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9—28、69—75页。
[69]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121页。
[70]钱化佛：《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王汉伦等：《感慨话当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71]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南京师范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45—157、67—68页。
[72]《近现代中国美术教育大事记》，潘耀昌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571页。
[73]应宜文：《20世纪初期（1900—1936）中国美术教育的转型研究——以中西美术教育改革比较为视角》，浙江大学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21—122、51、48页。
[74]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档案馆编：《闳约深美》，上海：中西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75]张磊：《布景设计与上海城市文艺形态的早期建构（1900—1931）》，《都市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第311—319页。
[76]《恐怖导演马徐维邦从事导演史》，《大众影讯》第1卷第21期（1940年11月30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2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77]陈维：《访：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新影坛》第2卷第5期（1945年1月20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14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78]《特写》，《电声》第3卷第16期（1934年5月4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4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79]《大中华无线电》，《电影杂志》第1卷第10号，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80]张光宇：《自述》，唐薇编：《张光宇文集》，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81]吴永刚：《再进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吴永刚：《我的探索和追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82]王为一：《难忘的岁月：王为一自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83]韩尚义：《我与蔡楚生同志》，上海电影史料编辑组编：《上海电影史料》第1辑，上海：上海电影志办公室1992年印，第81页。
[84]韩尚义：《电影美术散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105页。
[85]郑国恩、巩如梅：《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摄影卷（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98、118、153、154页。
[86]李作仁编：《玉田古今名人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87]吴永刚：《我的探索和追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88]许幸之：《忆聂耳》，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页。
[89]韩尚义：《我认识的沈大哥》，《电影新作》1990年第4期，第9页。
[90]蔡楚生：《悼念史东山同志》，木芒、方声编：《蔡楚生选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91]汤晓丹：《路边拾零》，《上海电影史料》编辑组编：《上海电影史料》第1辑，上海：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2年印，第10—11页。
[92]王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93]老赵：《从影日历》，《联华画报》第7卷第2期（1936年2月1日），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8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94]刘茜：《镜头里的风云变幻：薛伯青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