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兄弟转向卡通片
万氏兄弟众多，得以成年、施展才华的仅有万嘉综、万嘉
、万嘉结、万嘉绅4人，其中万嘉综、万嘉
为孪生兄弟。身为老大，从小就率众弟兄痴迷绘画与手影的万嘉综，自学绘画，18岁高中毕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主要从事誊写、蜡刻讲义工作。因初恋受挫，穷极无聊之际投寄绘画作品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翻译所另谋出路，结果脱颖而出，遂于1919年入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一说总厂交通科后改为推广科，从事美术工作[2]）工作，由此成为3个弟弟的学习榜样与人生事业的引路人。“二万”“三万”“四万”相继来沪，学习绘画艺术，谋求人生发展。当万氏四兄弟向卡通事业挺进，他们的大号开始在沪上叫响：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3]
万氏兄弟所以能在上海立足，主要依靠他们的美术才能。与生俱来的爱好，在家长善加引导，特别是“大万”的带头表率下，万氏兄弟的美术兴趣持久强劲，进而上升为职业追求，其学艺与职业经历尤为耐人寻味。四兄弟中才华显露最早、先行来沪开拓的万籁鸣，“主要是为商务出版的《儿童世界》等儿童读物画插图和封面画”。诚如其所言，“这些杂志、画报对画种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从水彩画、油画、钢笔画、水粉画、木刻画到广告画；画面从一两寸大到数尺长的都有。商务的美术工作是极其繁忙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这对我这个青年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在工作实践磨炼的基础上，“商务主脑部门眼光远大，注意培养青年美术人才”。万籁鸣追忆道：“记得当时有位法国旅沪画家，画艺不错，商务领导为了使我有深造的机会，在美术创作上更上一层楼，由厂方付费，让我每周脱产两个半天，到旧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市政厅去向他学习西洋绘画艺术。”由此奠定其“熔中西画法于一炉”的个性绘画风格。[4]万古蟾补充道，法国“画师回国后，又请一位白俄画家为师”。那位实为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白俄，他瞧不起中国人，作画讥讽中国男子在街头大便，万籁鸣针锋相对，“亦画一街头小景，其中有白俄乞丐拿着帽子，紧追在人力车后向中国人讨钱以及白俄妓女三五成群地拉中国人，以此作为还击，师徒遂反目绝交”[5]。
多年后，“孤岛”上海媒体曾报道万籁鸣、万古蟾兄弟均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6]如此高调宣传，或许正折射出“大万”内心的隐痛，毕竟出身平民且身为长兄的他，为这个家庭所作的牺牲是最大的。孪生的“二万”显然要幸福多了，父母借钱供他赴沪深造，他考入了上海美专，因已有绘画基础，“所以是插班学习，两年就毕业了，然后留校任教”约一年。1922年，“二万”经洪野、陈抱一的介绍，进闸北青云路附近的上海大学担任西画教员。翌年，南京美专建立，他又与上海美专同学倪贴德，以及留日归国的关良、许敦谷受聘南京美专。“二万”受聘南京美专，为17岁的“三万”入该校学艺提供了契机。一年后因倪贴德发表小说《玄武湖之秋》涉及真人真事遭解聘而愤然辞职，后经“大万”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的艺徒学校任图画教员。[7]“三万”旋入上海东方艺术专科学校专攻装饰画，虽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一说1924年肄业于上海东方艺术专科学校装饰系），但究属受过专业训练。“四万”中学毕业后，亦在上海学画。[8]据万籁鸣的说法，“四万”也是从美专毕业。[9]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进入上海的万氏兄弟在继续画艺追求的同时，受到电影文化的强劲冲击，从而将他们主要精力引向研制卡通片之路。万籁鸣夹叙夹议：“电影技术一经与美术相结合，就逐步产生了美术电影。”“美术电影中的一个主要片种动画片，是二十年代初期继无声电影之后从欧美传入我国的。那时其他片种都尚未产生，动画片在欧美也是刚刚萌芽，十分原始。但是这一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美术电影形式由于新奇，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大批观众的喜爱。记得我最早就是在那时在上海看到动画片的。这些极为原始的动画片使我为之倾倒，它与我多年思想上的‘使画中的山水、人物动起来’的想法一拍即合。”又说：“当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外国‘卡通’片时，心里不禁一震，想：画笔底下的人物果真动起来了！从此我视卡通片如至宝，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买票观看，有的片子还重复看多次，研究其中的奥妙。”[10]可见上海放映的卡通电影对万籁鸣的强烈思想触 动。
万古蟾亦追述：“当时上海的影戏院里，在正式放映故事片之前，常放些动画片或国际新闻片。动画片只是一种点缀，并不引人注目。但对我来说，看到动画片，其心情就如同童年时初次看到皮影戏一样，久久不能平静。”童年就埋下的“动”画兴趣就此被激活，万氏决定投身于动画艺术还基于另辟蹊径的艺术道路抉择：“而在中国，动画艺术尚无人问津，相比之下，发展我们自己的动画艺术显得更为迫切，我们兄弟四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就这样，我和兄弟们转而投身于动画艺术了。”[11]
正如万籁鸣所感悟的那样：“电影技术一经与美术相结合，就逐步产生了美术电影。”[12]此时万氏孪生兄弟均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该馆设有摄制影片的影戏部，为他俩了解电影知识提供了便利。万古蟾追述：“当时我和籁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结识了其中一些电影工作者，于是兄弟们各按自己所好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电影的艺术和技术问题，通过不断地自学与钻研，我们对电影这门新学问也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13]“三万”“四万”虽未毕业，但也积极参与卡通卡的探秘活动中来。[14]
当时欧美卡通片界森严技术壁垒，相关参考资料无从找到。功夫不负有心人，永安公司的图画转筒、“大世界”游艺场的西洋景，启发万氏兄弟试验手绘奔马、“猫捉老鼠”等活动画页。摸索之下，画页上的动物真的动起来了！此后，他们在北京路旧货铺淘到了一台旧的“安赖蒙”木壳摄影机，后改装成摄影机暨逐格放映机。就在闸北天通庵路三丰里的小小亭子间里，兄弟齐心，研制卡通片。[15]，[16]
探索卡通片之路异常艰辛，耗费大量的精力与费用，致使万氏兄弟生活极为窘困。商务影戏部导演杨小仲、编剧陈趾青等人知闻后，善意地劝他们及早放弃为好。万氏兄弟虽觉悲凉，但仍坚持，不久亭子间窄小的白壁上映出了卡通形象的静止画面。随后，上海影业向他们伸出了友谊的援手。商务印书馆要推销自制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杨小仲受命与万氏兄弟接洽。得到资金的支持，万氏兄弟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卡通广告片的试制工作，在克服种种技术难题后，画面活动起来，可惜“动得不可收拾，好像发生了地震一般”。万古蟾直白而言：“画在白纸上的打字机动画广告片就这样失败了，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17]
但是，万氏兄弟与电影的关系却由此加深。万古蟾追述：“此时，商务影戏部正缺美术设计人员，我与超尘就进影戏部工作。这样，在兄弟中我俩率先进入了电影界工作，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研究电影的技艺。”[18]据万氏后人叙述的《万古蟾先生生平年表》，万古蟾1925年7月起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戏部为布景师。[19]这正为万氏兄弟研制卡通片步入一个新阶段建立了时间坐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