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美术引领时尚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展，电影不断扩大其文化影响范围，最终占据上海时尚文化圈的核心位置。同兴起于这座城市的包括近代转型的商业美术在内的诸多文化产业共相携手，引领着上海文化的风尚。
从电影院在申城的分布，便可大体感知电影在上海时尚文化圈的重要地位。从点映试探到社区式经营，再到院线化垄断运作，上海电影放映业大体经历了“三级跳”发展。其间，雷玛斯等人所以选择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虹口地区，作为电影放映业的突破方向，关键因素在于随着越界筑路的深入、外白渡桥的建成，以及电车路轨的铺设，该地区已成为继南京路、霞飞路之后的又一商业消费区。1930年，上海新增影院达空前绝后之数，尽管遭受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影响，1933年，上海的电影院数量仍有44家，在当年全世界电影院最多的城市排行榜中名列第七，足见电影文化在上海之盛行。[60]随着电影文化在上海的孳育成熟，它越来越成为这座城市时尚消费的引领力量。
20世纪30年代上海影院体系借鉴美国电影放映业“轮”的概念，建立起放映轮次分级制，各级影院在城市区域的分布与时尚消费区的地段正相吻合。大光明大戏院、国泰大戏院、南京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新光大戏院等首轮影院毫无例外地集中于南京路、霞飞路商业区的上海黄金地段；二轮影院则主要分布于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北区以及法租界西区的高档住宅区附近；三轮影院多在公共租界北区、法租界中区和华界内社会中等阶层聚居的地方；四轮影院及更后轮次的影院则向距离闹市更远处散布。南京路、霞飞路所以聚集了众多的首轮和二轮豪华电影院，关键在于这两地块已成为商业中心区和高档居住区，观影作为时尚消费已深入人心、广为接受。[61]
正所谓寸土寸金，舞厅、游艺场、戏院等娱乐空间同样集中于上海黄金地段。同为时尚文化消费，电影业与上海的其他娱乐业存在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关系。相较舞厅的异性陪舞、游艺场的艳舞情色、戏院的实景演出，电影业主要是通过培育电影文化来扩大它的影响。[62]电影文化所以在近代上海由弱转强、兴盛一时，实以当地城市文化为依托。正因为进入了当地文化产业链，电影得以加速传播并进一步扩大赢利。
上海文化产业系列中的印刷媒介、商业美术、摄影时尚与戏剧、舞厅等，均与电影文化密切相关。印刷媒介是无线电问世前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营造人类社会交往环境、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以及加速大众文化消费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63]1843年，就在上海开埠的当年，《字林西报》即在沪上创办了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印刷机构——墨海印书馆。1872年，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办了《申报》。此后，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中华书局等华人开办的现代印刷业繁荣兴起。印刷技术由南而北传播的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尤为迅猛，在改革字模的同时，对于图片传播意义重大的照相铜锌版技术也在快速推进中。从石印制版到照相制版，再到传真版，石版、珂罗版、胶版各擅所长，另有雕刻铜凹版印刷参与其中，纸上图片影像越来越清晰传神。[64]借助现代印刷业兴办的大量报刊、书籍，为培育文学家、美术家、摄影家，弘扬电影文化铺设了温床。
从1921年起，以宣扬电影文化为主的电影杂志蓬勃而起。1922年底创刊的《晨星》，标志着电影杂志开始以国产电影为主要报道对象。从此以后，电影杂志的发展与银坛繁荣形成良性互动。大凡拍过几部影片的公司，纷纷创办自己的电影特刊。同时，上海各大报还增办电影副刊。[65]相关报纸杂志对于弘扬电影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培育中国电影观众形成观赏影片的文化习惯，直接促成了中国电影明星制的成熟，进一步助推中国电影的产业化。[66]
纸媒助推商业广告发展，为美术的近代转型与相关从业者的历练成才搭建了平台，进而为电影的广告宣传插上了图像传播的翅膀。受西方画风的影响，写实绘画广泛运用于商业美术，图像借助商风前所未有地飞入普通百姓家，召唤着新的图像时代的来临。[67]电影杂志离不了美术编辑，这个毋庸多言。美术领域新生的摄影艺术，依托图像印刷技术的改进在传播电影文化方面越来越展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摄影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早在19世纪50年代，照相馆就出现在上海街头，20年后已经较为发达。自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精武体育会、中国摄影学会、黑白影社等摄影爱好者自由结社组成的摄影团体在上海纷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业余摄影艺术团体“中华摄影学社”也由北方迁至上海，郎静山、戈公振、胡伯翔、王小亭、林泽苍等早期著名摄影家也都活跃于沪上，办展不断，并结集出版影集。[68]照相摄影师助推电影产业化不仅在于有关电影明星与剧情的摄影，还在于照相摄影孕育了电影摄影师。从历史上看，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于照相馆，颇能说明二者技术的相通性。照相摄影师同时也是电影摄影师在历史上并非个案。比如，王小亭同时还是新闻纪录片的拍摄者；林泽苍曾就电影美学提出自己的主张，可见摄影师对电影艺术的关注。电影在上海快速发展，一度还出现了照相摄影师成为电影摄影师的良好契机。在近代中国，吴印咸、杨霁明、陈耀庭、陈嘉震、冯四知等人就是从优秀的照相摄影师跃升为著名电影摄影师。据此可见，照相摄影产业同样是上海电影的有力支撑。
电影与戏剧、舞厅也不全然是竞争关系，事实上，不同娱乐空间产生区域化互动，共同营造所在地块的综合娱乐区。[69]不仅限此，当时电影与戏剧、舞厅形成了互利互助的盟友关系。首先，舞台戏剧成为电影取材的试金石。舞台走红的戏剧，多拍成电影。从《黑籍冤魂》《阎瑞生》到《红羊豪侠传》《花溅泪》《丽人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舞台的成功为电影拍摄同一故事题材打了前站，其赢得的人气与口碑就是在为同题电影做免费宣传。至于叙事雷同可能影响观众的问题，中国近代电影人却从不担心，因为他们对声光电艺术充满信心，银幕影像一定远胜舞台效果，就是看过舞台表演的观众也会被吸引进电影院。此招屡试不爽，戏剧成功果真是电影票房的保证。其次，戏剧的编导、演员乃至布景、化妆、灯光等技术人员，都可为电影界所用。事实上，亚细亚影戏公司草创之际，用的便是新舞台原班人马来演电影。[70]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电影界输送了大量的编导、布景，特别是演艺人才。附带言之，全民族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戏剧运动，又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电影培育了优秀演员。
总之，一度繁荣于沪上的诸多文化产业，对于当时的上海电影发展大有裨益。特别是电影与美术的结缘，不仅引领文化的风尚，而且赋予时尚文化以摄人心魄的视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