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欧美技师的专属领地
1905年，当京剧老生谭鑫培受邀为北京丰泰照相馆表演《定军山》武功戏片段之际，一架从德商开办的祁罗浮洋行中买来的法制木箱摄影机正对着他，手摇驱动的是该照相馆技师刘仲伦。[2]刘仲伦无疑是中国电影摄影师的第一人。同年秋，他还拍摄了谭鑫培表演的京剧《长坂坡》（片断）。从1906年到1908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还先后拍摄了京剧剧目片断《金钱豹》《青石山》《艳阳楼》《白水滩》《收关胜》，以及《纺棉花》，大受观众欢迎，只是摄影师为谁尚未考证。[3]
这一良好开端未能持久，北京丰泰照相馆1909年遭遇火灾，电影拍摄活动就此终止。这时期，一些外国人和侨民携西片在中国放映，赚到了第一桶金，头脑精明者以此投资在中国拍摄电影，再到国外放映，又行营利之事。比如，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斯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上海租界各地风景》；[4] 1909年光绪、慈禧同日去世，朝野震动，俄裔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1908年创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在北京拍摄了以清帝与皇太后出丧为内容的新闻片《西太后》（一作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摄影师依什尔，是美国人。这位依什尔在同年还为该公司拍摄了《不幸儿》、《瓦盆伸冤》（导演梁少波）、《偷烧鸭》（导演梁少波）等三部短片。[5]
所谓中国电影，广义、狭义的两种界定有较大的差距。折衷言之，以中国人为主创而拍摄完成的影片应该就是中国电影。上述三部短片，至少《瓦盆伸冤》《偷烧鸭》的导演是中国人，其影像讲述的也应该是中国内容，因此理应视为中国电影。只是摄影师是外国人。4年后，依什尔和萨弗接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聘请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中国买办张石川做顾问，张的业余爱好是和郑正秋等人排演文明戏。于是，张石川与郑正秋等人组织新民公司，协助亚细亚拍片。1913年亚细亚接连出品了《打城隍》（又名《三贼案》，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赌徒装死》（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二百五白相城隍庙》（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滑稽爱情》（编剧王瘦月，导演陆子青、张石川）、《活无常》（又名《新娘花轿遇白无常》，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脚踏车闯祸》（又名《横冲直撞》，编剧张石川、陆子青，导演陆子青，摄影依什尔）、《老少易妻》（摄影依什尔），以及《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编剧郑正秋，导演郑正秋、张石川，摄影依什尔）、《杀子报》（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贪官荣归》（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五福临门》（又名《风流和尚》，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新茶花》（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一夜不安》（导演张石川，摄影依什尔）。[6]另外还有一部纪录片《淞沪战事》。[7]除了略去一些演员的姓名，以上抄录的影片摄制团队信息赫然显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片的摄影机是掌握在美国人依什尔的手中 的。
在亚细亚影戏公司推出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的同年，[8]黎民伟在香港编导的《庄子试妻》也摄制完成，它被称为香港的第一部电影。[9]该片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前老板布拉斯基创办的华美影片公司名义发行。华美影片公司与黎民伟等合作，不仅确保了拍片所需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技术设备[10]，摄影师是布拉斯基在港拍摄《偷烧鸭》时就追随学习的罗永祥[11]，中国摄影师又站在摄影机 前。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前主要依靠欧洲进口的胶片一时紧张，中国电影拍摄工作随之停顿。美国电影商趁机攻略中国市场，1916年美国胶片大量涌入中国，潜伏的中国电影人跃跃欲试。恰逢美籍意大利人劳罗斯有一架“爱脑门”牌的木壳摄影机，结识新剧家管海峰，商谈合作拍电影事宜。管遂联手张石川创办幻仙影片公司，一起执导《黑籍冤魂》。该片系根据上海新舞台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改编，故事实源自吴趼人的同名小说[12]，以一家庭悲剧抨击鸦片毒害中国民众的罪恶，劳罗斯担任摄影师。[13]
在上海滩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打破中国电影由西方人掌控摄影机“铁桶”格局的是商务印书馆照相部。商务印书馆原是印刷出版行业，所以问鼎电影业，实因机缘巧合，仅以3000元购进在华拍片失利的美商摄影器材。商务印书馆先是将摄影设备放在照相部内，“又聘得留美学生叶向荣者为摄影师”。于是，开始拍片。起初推出的是新闻片《商务印书馆放工》《上海红十字会游行》《盛杏荪大出丧》等。[14]翌年（1918），在商务印书馆派赴欧美考察印刷、电影业的鲍庆甲的积极建议下，照相部外另设影戏部，由陈春生、任彭年主事，因叶向荣离职他去，另调照相部技工廖恩寿为电影摄影师[15]，陆续拍摄《第五届远东运动大会》《欧战祝胜游行》《北京双十节》《上海龙华》等新闻片，第二年又新推出风景片《西湖风景》《钱塘观潮》等[16]，到那年底就有故事片《两难》产生[17]。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由此一发而不可收，1920年在继续拍摄故事片的同时，如《车中盗》《荒山得金》，又有京剧影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以及教育片《驱蚊灭蝇》《养蚕》问世。[18]此后该部拍片不断，掌镜的摄影师一直是廖恩寿。而步入1921年，中国电影界活跃起来，多家电影公司应运而生，摄影界开始群雄竞起。中国影戏制造公司摄制故事片《饭桶》《四杰村》，摄影师均为哥尔金（又名夏利古珍）、卜万苍二人，前者为美国人，理应是师傅带徒弟。但杜宇天纵聪明，自己拍卖下一部摄影机，无师自通，编、导、摄一人承担，拍成《海誓》，虽然“以光线模糊，不能得观众之欢迎”，仍是钻研拍片不辍、功力见长，并培养侄孙但淦亭与经广馥为摄影师。管海峰创办新亚影片公司，编导《红粉骷髅》（又名《十姐妹》），不得不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代摄；商务还代摄了中国影戏研究社出品的《阎瑞生》。[19]“红”“阎”二片摄影工作劳动的还是廖恩寿。而到1922年，商务出品影片《好兄弟》时，原来的摄影师病倒，学徒周诗穆毛遂自荐，硬是扛了下来，此后便升格为商务的摄影师，后跳槽至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组建明星影片公司，推出的第一部影片《滑稽大王游沪记》，摄影是英国人郭达亚。为将摄影这一制片关键环节掌控在自己手里，张石川有意安排自己的三弟张伟涛学摄影，该公司出品第二片《张欣生》（又名《报应昭彰》）即由张伟涛摄影；正是这位张伟涛，在拍摄了明星第三片《掷果缘》（又名《劳工之爱情》）后，跳槽去了大陆影片公司。因此，明星任用外籍摄影师的历史并未就此终结，翌年出品的《大闹怪剧场》，由美国人格里高利摄影。后有留法归国的汪煦昌加入，不过汪后自创神州影片公司，当时《诱婚》刚拍了一半，遂推荐学徒董克毅继续拍下去。[20]董克毅此后成为摄影主力，明星主创团队这才实现清一色的国人班 底。
从1924年起，新生的电影公司和新出的影片一度如同雨后春笋，这给国人成为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机遇。罗洪义、任彭寿、竺清贤、文锦浩、潘知本、徐绍宇、洪三畏、程子培、徐志岩、徐文蔚等一大批摄影界新人脱颖而出。在数年内，从海外输入的摄影骨干仍是中国电影界的力量组成，大体有两类：一是归国华人，除了前面提到的留法专攻电影的汪煦昌，继之而来的还有留法专攻摄影的周克，以及随长城画片公司归来的旅美摄影师程霈霖，1929年昌明影片公司成立初，请的摄影师也是美国留学生张非凡。[21]另一类是外籍摄影师受雇于中国电影公司，这在当时已呈明显颓势，西洋人面孔换成了东洋人的脸。开心影片公司出品的《爱情之肥料》《临时公馆》《隐身衣》等影片，摄影师为日本人川谷庄平。1926年，川谷庄平从开心影片公司出走，大中国影片公司正为卜万苍摄影技术欠佳，又要求调高待遇而烦恼，对送上门来的川谷大为欢迎，川谷庄平遂为该公司效力，因日本侵华行径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日浪潮，他后改名为谷庄平，以掩盖其日本人身份。雇用费用较欧美技师要低廉的日本摄影师，成为小公司拍片模式。开心影片公司后又雇佣日本摄影师东方熹，拍摄《济公活佛》等影片；东方熹后转入复旦影片公司。田汉执导《到民间去》，摄影师请的就是来自日本的谷本精史[22]，因经费中断，胶片被其携走。总体而言，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电影界拍片已无须借重外籍摄影 师。
进入20世纪30年代，聘用外籍摄影师又出现一个短暂的反复。原因在于20年代后期西方产生的有声电影逐渐影响中国观众的观影方式，为了紧跟时代潮流、抢占商业先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电影公司开始试制国产有声片。由于“蜡盘发音”技术含量低、效果欠佳，不得不在技术方面寻求外援。其途径主要不是与日方合作，就是转向美国。大中国影片公司、暨南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聘川谷庄平任制片，经其联络，赴日拍摄50多天，摄影师则请著名日本摄影师小谷亨利担任。但当影片试映之际，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雨过天青》被指为日本公司代办，并非国片，广大影迷出于爱国情结纷纷罢看，致使出品公司血本无归，川谷庄平在上海也待不下去，黯然东归。稍后天一公司推出《歌场春色》，系从美国聘请摄影师凯因（Bert Cann），以及收音师，并租借他们的有声电影器材拍摄而成，市场反响颇好。明星公司亦积极进取，由洪深从美国招聘来摄影师史密斯（Jack Smith）、助理摄影师威廉森（James Williamson），还有制片人等技术人员10多位，摄制《旧时京华》，1932年上映，却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而遭遇票房惨败。[23]无论何者，美方合作者高昂的费用与严守技术秘密的傲慢态度，都让公司无法忍受，在设法掌握有声片的拍摄技术后，天一、明星均将美方人员解聘。至此，中国电影摄影场就由中国技师独挑大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