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教戏兼通绘事
赵丹参加《马路天使》拍摄，表演“劝慰老王不要为小云之死太过伤心”的一场戏时，自信满满，多次试演，却只见导演袁牧之连连摇头，赵丹没辙了，说：“你说不行，你倒演给我看看！”袁牧之果真演给他看（好像整个戏他就做了这么一次），让赵丹心悦诚服。[79]以通行导演负责制的中国近代电影界，演员如此挑战导演权威的实属罕见（只因赵丹与袁牧之是莫逆好友），貂斑华在拍摄《寒江落雁》时曾对导演这样交心：“马徐先生，我做不好，你可打我呀！”[80]这才接近导演、演员关系的常态。不管怎么说，导演有指导演员表演的职责，有表演经历、有美术底蕴的导演可收双重禆益，即便没有当过演员也多了一层美术功底。对此进行专门考察，并不多 余。
美术人成为电影导演（不包括戏剧导演）的几率较低，在近代中国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美术人主导成立电影公司，由此掌握电影导演大权，比如但杜宇，另有徐琥、赵树燊、程树人三位曾在海外学习电影；二是在摄影岗位锻炼成才的摄影师，抓住时机成为导演的，但杜宇之外仅有卜万苍等数人；三是经过布景师、兼职演员等多岗位历练，进而升格为导演的；四是成为导演的前史不明，但具有绘画才能的。鉴于成就第一、第二类的仅少数个案，不具代表性，这里重点论述的后两类导演 群。
图35 蔡楚生绘殷秀岑像（《联华画报》第7卷第2期，1936年2月1日）
早以画鸣世、明确受过美术院校培养，或在电影界做过布景美工的，后升格为电影导演的，不在少数，如马徐维邦、史东山、王次龙、鲁少飞、顾梦鹤、沈西苓、汤晓丹、吴永刚、方沛霖、吴天、司徒慧敏、许幸之，以及李英、郑君里、赵丹、徐韬、王为一、赵明、许珂、凌子风等。这其中有过电影表演经历的占了绝大多数：马徐维邦、史东山、王次龙、顾梦鹤、吴永刚、方沛霖、李英、郑君里、赵丹、徐韬、王为一、凌子风。需要指出的是，赵丹是如此痴迷表演，他原本担任《关不住的春光》的导演，“后因该剧之主角无法觅得，赵乃挺身而出，自任该剧主角，惟导演一职已转让王为一和徐韬，此戏将由王徐联合导演”[81]。
其他导演的美术才华相对隐幽，只有知情者在报章透露，或者其本人偶尔技痒逞才，这才让世人稍窥真面目。蔡楚生就是这么一位，1926年，20岁的他因参加进业剧社拍摄谐趣短片《呆运》的演出，由此产生对电影的浓厚兴趣，翌年告别父母妻子，离粤来沪发展。[82]全民族抗战时期有人对其进行“大起底”：蔡楚生进天一公司，“从演员开始他的电影生活之后，做过场记，布景师，书幕等职”。“在华剧公司演过许多张武侠片”，只因“不时扮演主角对抗的反派角色，其地位只属配角而已”，“所以没有引起观众对他注意”。进入明星公司后，蔡楚生“不但是明星公司的演员，且是名导演郑正秋先生的助手，并兼任场记，书幕，布景等职”。在蔡楚生任副导演、胡蝶与高占非主演的《红泪影》中，蔡氏饰演胡蝶的哥哥，与高占非有过两场对手戏；他还与梁赛珍合演了爱情片《歌人的敌仇》，但仍未因此走红。[83]史东山导演的《银汉双星》，主要演员名单中也有蔡楚生。或许正因为有此演艺经历，“蔡楚生导戏，每一镜头，均做标准表情给演员看，演员领悟之余，则麦拉一开，即可O而K之矣”[84]。
图36 蔡楚生绘沈哀鹃像（《联华画报》第6卷第6期，1935年9月16日）
但是，上述文章都没提及蔡楚生的绘画才艺实在是重要的生平信息遗漏。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撰文提到蔡氏：“他的力学到了十八岁不但文学已有了非常的成就，而对绘画更有了良好的心得，可是对商业不感兴趣。”[85]正因为有如此的美术基础，蔡楚生初入影圈敢于承担书幕工作，成名后执导的《迷途的羔羊》片名便是他用灰泥垒字于奇石上而成[86]，另有毛笔书法条幅刊载于电影刊物[87]。闲暇之时，蔡氏不废绘事，时有趣闻流传：“蔡楚生与吴永刚，都会画国画，画时总以殷秀岑为题材，殷秀岑大呼倒霉。”[88]“蔡楚生为孙瑜画漫画像，自成一派，此君真是能者无所不能。”[89]“蔡楚生画兴大发，颇多神来之作。”[90]“蔡楚生学詹宁斯表情。对镜画自画像颇如《怒潮》中之保罗茂尼。”[91]
图37 孙瑜绘葛佐治漫像（《联华画报》第6卷第1期，1935年7月1日）
图38 老赵《从影日历》配图《孙瑜为黎莉莉说戏》（《联华画报》第6卷 第6期，1935年9月16日）
另一地位影响与蔡楚生相埒的电影导演是孙瑜，他曾在《体育皇后》中客串黄包车夫，美术才艺更是深藏不露。有文曾说：孙瑜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清华学校读书时，“诗歌，绘画，旅行，户外运动，都是他所喜的”。[92]当然美术才华还是要用作品来说明的——“孙瑜几笔画成葛佐治”[93]，该图以毛笔绘就，笔触老练，神情毕肖，直逼专业水准。身为导演，教演员演戏在所难免。时人见证：“黎莉莉每日来厂与导演孙瑜磋商《到自然去》表演等问题。”漫画配图正是孙瑜说戏时挥斥方遒的样子。[94]
此外，还有导演吴村，凭借为复旦影片公司执导的影片《血花泪影》，异军突起。时评称誉：“吴村不仅为导演家，而兼为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矣。”[95]然而，《吴村自叙》只说自己小时候喜爱木人戏，读中学时又关注话剧和电影，“十五岁起即爱好摄影，音乐，同时加入通俗教育社会话剧股”，并立志于“戏剧与音乐方面”。[96]如果仅因少年时期爱好摄影，就可冠以“美术家”的头衔，那么李萍倩也当有此荣幸，因为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喜欢玩弄照相”。[97]社会舆论倾向主要基于对吴村影片艺术美的认同：“吴村导演之《风》，日来加紧工作，吴导演对镜头，光线，背景极为考究。故几日来为《风》特创许多美的图案画面云。”[98]因此，坊间一度流传“联华导演中吴村和马徐维邦都是画家”之说。[99]记者“家访”对吴家陈设布置亦啧啧称叹：“外面围着竹篱，进门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客堂的布置和陈设，正仿佛和他导演出来的作品一般美术，据说一切器具都是他设计定制的。”[100]正是这种语境下，尽管吴村有时明言自己不懂画，但又申明：“我只因自己所从业的电影和绘画有关系，因引起对绘画有着深厚的兴趣。”[101]从而使“我不懂绘画”更接近以退为进的修辞。对自我成长经历的再度追述，吴村也有所侧重地增补了有关内容：“小学时代，我即喜欢修饰，爱好音乐，美术。”[102]
吴村案例较真切地反映了美术才艺之于电影导演的“加分”功效。在中国近代电影史中，这绝非鲜例。比如，对《悔不当初》影片的宣传，就宣扬导演顾孝觉为“海上名书画家觉道人之子，平素以书画自娱”[103]；再如，李萍倩“初入神州影片公司，担任化装主任，兼充《不堪回首》《花好月圆》等片主角”，后为天一公司导演，他肄业于沪江大学，据说“性颖悟，涉猎各种学艺，靡所勿精”[104]；又如，郑正秋之子郑小秋升格为导演后，上海美专出身的严次平大力揄扬，不忘彰显郑小秋“爱好绘画”，并加特写：“当他毕业于三育中小学以后，又进上海艺术大学，以求深造！他对于绘画技巧是很有研究，编者在他的卧室里看到壁上挂着他的当年作品水彩画，色彩是很艳丽，完全表现着他的个性。”凡此照应了“电影是综合艺术，包含着戏剧、音乐、绘画等”[105]结束语，巧妙地为郑小秋电影艺术水准“背书”。此外，还有先在《移花接木》《糖美人》《小玩意》《渔光曲》扮演角色，后跃升为导演的袁丛美，郑逸梅早在其还是演员时就说他“是个美术家”[106]，不知何据。曾经编导演三栖的欧阳予倩，也粗通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