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的美术功底
中国早期的摄影师大多以西为师。就以中国电影摄影师第一人而论，刘仲伦所以敢拍电影，除了他老板早年在日本就接触过电影，颇有胆魄（如其所言，电影“不就是活动照相吗！”）之外，主要还是因为1905年恰有法国人来华拍纪录片，委托丰泰照相馆协助后期制作。刘仲伦从旁协助，不断请问，对方虽不是每问必答，但是刘仲伦通过仔细观察，偷师学艺，最终掌握了操控电影摄影机的方法。[24]香港的黎民伟、罗永祥学摄影均受俄裔美国人布拉斯基的沾溉。[25]在商务印书馆的廖恩寿尽管经过拍摄新闻片与故事短片的锻炼，在接拍《阎瑞生》时对摄影器材的运用还是吃不准，最后还是到外国人开设的电影院机房参观，通过研究放映机的手摇速度，进而掌握无声片每秒16格胶片的运行速度的秘密。[26]在第一批中国摄影师产生后，理应多了传授相关技艺的教师。不过，当时电影学校“急欲造就银幕上的人才”，对于“摄影等科类皆略而不详”。[27]为此，电影公司仍是摄影师成才的最佳途径。但是，师傅无论中西，在当时的教学情境下都不免存有私心，对学徒有所保留。拜师学艺，还得靠自 己。
“那时学艺实际上是偷艺，要偷偷地学。”1927年进天一学摄影的吴蔚云分析，“老板收学徒，总要派上用场，他也要算一笔账：一个学徒月薪只有几块钱，而摄影师每月薪水800多元，倘若学徒掌握了技术，顶替师傅工作，老板可以省许多钱。因此，师傅带徒弟，打了很大的折扣。”当年吴蔚云只能事先与管机器的老头处好关系，在午夜12点趁师兄弟熟睡之机，偷偷起来，请看门人打开门，“把机器装起来练习。当时，电影机器的马达是手摇的，练习时一只手要摇马达，让机器指针稳定在16格上，一口气摇400尺，中间不能停；另一只手抓着一个摇把，随演员的行止而上升下降。就这样，一练常常到夜里2点多钟，再把机器装好放回原位”。至于如何掌握光圈，师傅更是秘而不宣，学徒如果直问，“马上就会吃白眼：‘问这个干嘛？将来有你学的。’”因为“师傅们戒心很重，看师傅操作，也不敢用笔记，偷偷瞟一眼强记住，到了晚上没人时，弄些拍剩下的零头片子，装在机器上自己试着拍，一点点摸索。拍完后，把胶片混在师傅所拍摄的片子里送去一块洗，再看效果如何，及时调整，直到掌握住”。[28]
不仅中国师傅如此，外国人也不肯轻传秘技。吴蔚云经过半年的偷师学艺，开始独立拍片，拍了几部大戏有了名气，天一老板仍付给他学徒的薪水，于是跳槽到小公司拍片。1930年初进了明星公司，不久洪深从美国购买了录音设备，还聘请了美国摄影师。他回忆 道：
这些机器就由美国人把持着。这些外国人工钱很高，公司负担不起，张经理要求我和另一名摄影师何兆璋早日从他们手中把技术学到手。不过，完成此项任务很困难，机器上有一个灯泡插座，美国人总是把它放在一大堆灯泡插座里，搞不清楚哪个是。张石川想了个办法，有一天，他趁美国人正在工作时，借口有事相商，把他们叫了出去，我们趁机进去看了插座上的灯泡型号。由于机器的原理我们都清楚，只需最后看这一眼，我们就彻底掌握了机器的性 能。
此外，吴蔚云还设法掌握了有声片的洗印技术。[29]摄影师黄绍芬也有着从外国技师那偷师学艺的类似经历。[30]
当然，早期摄影师也有无师自通的，比如但杜宇。他在拍得一台摄影机后，“要做摄影师，无师传授，只好悉心研究，下一番苦功了。好像瞎子摸暗开学，要找些光亮来，把摄影机拆了装，装了再拆，再拆再装，再装再拆，熟悉机件结构，了解机件功能，进一步装片拍摄。所拍胶片，自冲自洗，如有错误，反复试验，纠正缺点。无师自通，全靠研究。精益求精，还要努力。机器会出毛病，还要学会修理”。据程步高所见，“早期摄影师找不到教师，只好自学苦钻，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懂。机器会拆还要会修。胶片会拍，还要会冲。当时人手缺，内行少，一脚踢，都要学。”但他另举两位能拆装摄影机的是董克毅和周诗穆[31]，却是各有师承，这只能说明自身努力的必要性。但杜宇的成功似乎不具可复制 性。
成为电影摄影师的过程是如此艰辛，在这种情况下，自身拥有的艺术修养可以助力不少。其中，美术功底对于提升电影摄影艺术尤为重要。吴蔚云自恨没有上过学，从拍有声片起，“为了提高艺术素质”，就抽时间去看文艺片，“一部影片看上三四遍，多注意布光、构图等技术方面”。[32]其实，他还是有绘画基础的。据当时报道：“电影摄影界吴蔚云，曩时，本一绘古装香烟牌子画者，嗣以其业难图大展，乃进天一公司习摄影术。”[33]
但杜宇的画艺因绘制月份牌美女而闻名沪上。在寻机拍下一个外国人出手的一架“爱拿门”牌摄影机后，但杜宇无师自通地掌握机器使用方法，于是，开始筹办电影公司。[34]所拍影片多自任摄影师，将其美术理念贯注于活动胶片之 上。
董克毅，中国近代电影界少数高产的摄影师之一，他的绘画爱好鲜见提及。任矜苹对他知根知底——
董君克毅，甬人也。……父司油漆之业。少时，随父入工场，见匠人绘壁，常以粗陋鄙之，而自绘则又不类，乃不敢复言。某日见邻童自学归，挟有画册，遂以入学为请，因入福建路之大同小学校，三年，无所获益，盖校中课程，每周画一小时 也。
民国十年，交潮勃兴，董君之父，供职于大同交易所，因言于理事长，收其子为学徒，使习书写市场传票之事。暇时，画犬鸟以自娱，下笔多有画意，画家张光宇君见之，谓郑君鹧鸪曰：“此可造材也。”郑等乃购画册赠之，君乃大乐。后交潮崩烈，大同由余创议，改组为明星影片公司。君乃入制片部，习剪接洗片之职。某日摄影时，君见场上之布景，入于摄影箱中，幅幅俱成画像，遂请于总理张君石川，改习摄影。[35]
另一篇文章在重申董克毅绘画爱好的同时，对其学习摄影的经历介绍得尤为全 面：
图9 摄影师董克毅（《明星特刊》第2期，1925年6月6日）
董克毅，甬人，年二十，少嗜画，课余辄自临摹，能得前人精意。民十，入大同交易所。越一年，进明星公司为接片生，始从英人郭达亚、美人葛罗格雷及张君伟涛、汪君煦昌习摄影术，以君颖悟，进步甚速。[36]
除了自身素质与积极努力之外，董克毅运气不错，所遇多为善良，转益多师。不过，当明星公司试制“片上发音”有声片时，他也担负起“在外国人手中偷关子”的重任。[37]
图10 摄影师姚士泉（《青青电影》第17年第14期，1949年6月20日）
姚士泉“自幼爱好美术”，“龙城艺专毕业”，因友联影片公司老板、名导演陈铿然是他的寄亲，遂入友联研究摄影技术。[38]徐绍宇曾为大陆影片公司的置景[39]，理应有些美术基础。由布景而摄影的，还有裘逸苇、张非凡、李文光。邵逸夫既做过摄影也做过置景，想当年也是多面手。以表演为主业后成为导演，又能画两笔的汤杰，曾师从卜万苍学过摄影，当过电影摄影师。许琦是20世纪40年代电影界的后起之秀，以拍摄《不了情》《假凤虚凰》等影片而奠定其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他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两年又升入国画系读本科。上海“孤岛”时期许琦进新华影片公司，以洗印照片为主业，同时给摄影师薛伯青做助理，由此开启他的电影摄影之路。[40]而这位薛伯青，在20世纪30年代即因拍摄《狂欢之夜》《壮志凌云》，特别是《夜半歌声》等影片而蜚声银坛。薛伯青上小学时就对美术有兴趣，中学时期因迁居南通不懂当地方言而逃学，他父亲就请人到家教他画国画，一学四五年，奠定了他良好的绘画基础。14岁时，他父亲又为他买了一部照相机以资鼓励。1928年，年方十八的薛伯青面临进上海美专学习绘画，还是跟亲戚学习摄影的人生抉择。在参观了上海美专的教学后，薛伯青因见该校不注重国画教育，自己又不擅写生，于是，同上海美专擦身 而过。[41]
不进美专未必不能成为美术人才，进美专照样能够在传统绘画之外另辟新途，近代中国可考的就有3位美术专科学校专人与电影摄影结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顾梦鹤，他参与南国电影剧社拍摄《到民间去》，曾协助拍过一些镜头。[42]如果觉得顾氏之于摄影界仅为客串的话，那么，另两位在近代电影界一直走的是摄影职业道路，且成绩斐然。一为杨霁明，广东省大埔县人，16岁迁居上海。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毕业后，开照相馆，积极开展照相拍摄与教学活动；1935年从影，为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后进明星公司任摄影师；全民族抗战时期，为中制、西北影业公司拍摄《风雪太行山》等影片；抗战胜利后，赴东北拍摄《松花江上》，后返沪为清华影片公司拍摄《群魔》。另一是吴印咸，他出生于江苏沭阳一户书香人家，读书时就“尤其喜欢美术手工”。后入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半工半读，留厂教图画课。1919年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美术系[43]，接受专门美术教育。回乡多年后重返上海，经过一阶段照相馆工作经历，进天一做布景，既而为电通执镜《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后进明星二厂拍摄《生死同心》《马路天使》。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他前往延安，参与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并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解放战争时期任至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杨霁明、吴印咸的成功案例，足以证明美术功底对于摄影确实大有裨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