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节选）
《少年中国说》（节选），论说文，选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的同名文章。作者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清朝光绪年间举人，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我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新法家代表人物。他师从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运动，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一起创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他先后在袁世凯政府、段祺瑞政府担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务，因袁称帝而与其决裂，并全力“倒袁”，随段政府垮台而辞职，并从此结束从政生涯，转而投身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鼓动“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他的文章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影响甚巨，以“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著称于世，士子、百姓都喜欢，“……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课文《少年中国说（节选）》，风格亦如此。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是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是最早从日文汉字中吸收“经济”“组织”“干部”等诸多新词的人，而且在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等广泛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著作等身。《饮冰室合集》，包括《变法通议》《屈原研究》《李鸿章传》《王安石传》等等，计148卷，1000余万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少年中国说（节选）》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
（1）文体辨析
① 散文。从历史上散文、韵文二分法的视角看，课文是散文。这里的“散文”，与时下的散文概念并不一致。课文近190字，是原作节选，不及原文6%。原文载于1900年1月10日第35册《清议报》，属典型“报章文学”，且为“新体古文的一个变种”。全文对仗工整，排比叠进，感情的奔涌犹如长江三峡之水，一泻千里，感人奋进。[11]它的文体究竟是什么呢？“报章文学”，不是文体。“散文”，又与学生对此文的认知不相吻合。在他们看来，散文是文学体裁之一，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少年中国说》本质上是析理的或者说是宣传性的，而非抒情的。如此，又何以称之为“散文”？根本原因在于散文概念的流变，彼“散文”非此“散文”。在历史上，原初的“散文”概念，与“韵文”相对，包容性极强。不管何种文章，都被纳入韵文和散文的体裁框架，非此即彼。先秦诸子笔下的辩论性檄文即散文。西汉之后，一直到唐宋，散文中的论辩体显著发展，虽不及先秦散文生动活泼，但或状物，或记叙，或抒情，或设喻取类等，多种文学表现手法运用自如。近代，以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讲富强、谈时务的文章呈现新的气象。它沿袭论辩体古遗风，平易畅达，不乏偶语韵语，纵笔恣肆，条理清晰，感情饱满，常发惊人之语。这些文章，虽已具备论说文诸多特点，但总体还是循着文学的轨道。[12]《少年中国说》就在此列，即使以今天的标准，认定其为散文也不无道理。韵文与散文二分法，消弭文章体裁与文学体裁的分野，韵文以诗为主。这大概就是“诗文”的含义，诗是诗，文是文。“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将中国传统的‘文’称为‘散文’。”[13]因此，认为《少年中国说》是散文并无不可。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少年中国说》（节选）近乎中国古典散文。其实，避开拘泥于概念的历史考察，不妨从文采与语言风格来分析，将其界定为散文；从文章的意旨与写作功用来分析，将其界定为论说文。(https://www.daowen.com)
② 论说文。从当今文体分类与文题角度看，课文是论说文。根据当今的文体理论，文体分为文章体裁和文学体裁，二者均为四分法，前者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少年中国说》，作者当然没有当作怡情的文学作品，而是当作严肃的政治议题去谋篇。因此，应从文章体裁而非文学体裁上对其进行判别。它不是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只能是议论文。准确地讲，《少年中国说》是一篇直接批驳“老大中国”、宣示“少年中国”的论说文。论说文有社论、宣言、声明、报告、演讲、评论、杂感等。《少年中国说》位于《清议报》开篇，近乎社论与评论。而且，根据《清议报》的名称，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议论文。“清议”，古时指乡里或文人对官吏的批评和评价，后来发展为文人对政治和权贵的评论和批判，东汉时达到高峰。“清议”，是士大夫对世事的“热心关注”。[14]用今天的话语，则是文人政治，是针砭时弊。特别是，溯源我国议论文发展，很早就有以“论”名篇的文章，如汉贾谊的《过秦论》、宋苏洵的《六国论》等。继之兴起以“说”名篇的文章，如唐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清刘开的《问说》等，“后来统称说理辨析类的文章为论说文”[15]。《少年中国说》，显然可以归于此列。梁启超作为政论家，具有杰出的把理论观点转化为大众思想的能力。《少年中国说》，宣扬少年精神，热切寄望少年复兴国家。这是一篇主张变法的力作，外批日本人“老大”中国邪说[16]，内鼓国民改良中国斗志。内鼓国民斗志是批判“老大”中国说的利器，更是粉碎“老大”中国说的根本保证。课文正是《少年中国说》的结尾部分，是文章立意之宗所在。因此，我们认为，《少年中国说》（节选）是一篇立论文章，是给国人诵读、武装国人头脑的雄文。课文热情讴歌少年中国、满怀憧憬少年中国成为现实。[17]
（2）骈文色彩
课文有典型的骈文色彩。诚如古人所言：“短句主劲拔，长句以气胜。”课文三个自然段，第一、三段均为长句，那是对国人与少年的嘉勉与劝慰。中间段是短句，情绪高亢，旨在鼓动与激励。“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占全文篇幅近46%。这一段，为典型的四字骈偶，且含韵（ɑnɡ）。梁启超自称，“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可见其有深厚的骈体骈文功底。骈体，词句整齐对偶，声韵和谐，辞藻华丽，有别于“散体”[18]。“散文”术语始于宋代，至清代几可为“古文”的别称，曾是与骈体文相对的概念。但如果“散文”只是与“韵文”相对，且韵文只是指诗歌，那《少年中国说》（节选）当然还是散文。如果“散文”与“骈文”相对，《少年中国说》（节选）无疑是散骈相间的。章太炎认为骈文、散文各有体要与短长，“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19]。仅就《少年中国说》节选部分的课文而言，梁启超可说是章太炎主张的忠实践行者。柳宗元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课文骈体部分的华彩，扑面而来。实际上，古代文体还有三分法，即散文、韵文与骈文。这同样是在文字组织形式或者说遣词造句风格意义上的划分，但形式是受制且服务于内容的，因此，其中的散文主要包括史传文、论说文、杂记文和应用文四类。《少年中国说》（节选）虽说中间段是骈文，但总体上应是散文无疑，实际上是散文中的论说文。如果对照洋洋洒洒的《少年中国说》全文分析，就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