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夜泊[6]
《枫桥夜泊》，七绝。作者唐张继（约715—约779），湖北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人，字懿孙，约天宝十二年（753）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盐铁判官。他的诗比兴幽深，事理双切，但传世的不足50首，因其中一首《枫桥夜泊》而闪烁在唐诗璀璨星空。它超越文学而熔铸文化，意义双重，文学上创造“月落乌啼、霜气弥漫、江枫渔火、寒寺夜钟”的江南客愁意境，无人望其项背；文化上衍生“枫桥、寒山寺、寒山寺钟”的世人羁旅圣迹，影响岂止日韩！它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绽放异彩。读它，我们能够一窥唐诗的高远意境。人们在历史的苍穹中，对其顶礼膜拜，不断去解读，希图去模仿，却总是无法超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此诗进入初等教育语文教科书。
（1）诗文今译
原文：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译文：
① 解释性译文
枫桥边上夜泊舟
月没天黑、鸦声凄厉，秋深霜华弥漫，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姑苏城外山冷寺寒，我初羁此地，扁舟之上，听闻午夜时分悠远而来的钟声。
说明：解释古诗文，不能过于粗放、随意，要力求通过精美、准确的语言，把诗意之美完整呈现，传达给学生。譬如，把诗的第四句解读成“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敲响的钟声传入客船”[7]，既是大白话，又是“夹生”话，“客船”是什么船？压根儿就没解读，而是简单照搬。对《枫桥夜泊》的解读、今译，不能屈从历史文化的衍生，而局部湮其本义，要突破创造文化圣迹的穿凿附会，还要谨防望文生义，进而贴近诗语的雅致美与诗境的寂寥美，尽量还其本义。即便是解释性译文，也要注意语言的凝练，避免纯粹的大白话。我们的解释性译文，努力在最大程度上照应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且首尾呼应，一气呵成。
“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是说桥上船上一片死寂。即便如俞樾所言，“千金一字是江村”，把“江枫”换成“江村”，也毫无障碍。张继无论是一路逃难，还是远道漫游、求仕，既然尚在旅途，既然是“客船”，当然“客愁”强烈，夜不能寐。他夜泊江上，可能还带有前路未卜的焦虑。首句中的“乌啼”，次句中的“愁眠”，三句中的“寒山寺”，无不说明他的心情凝重、拥愁难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读并无史实抵牾，因为当时未有专指佛寺的“寒山寺”，亦不能排除已有“枫桥”，[8]或者说不能排除作者把“封桥”误写甚至故意变造。“寒山寺”“枫桥”专指、实指，特别是其与张继《枫桥夜泊》的联动，均出现在北宋王郇公写刻“顷居吴门”之后。[9]诗僧皎然，晚于张继一二十年，其《闻钟》“古寺寒山上”，再直白不过地说明“寒山寺”非专指。因此，“张继诗与今天的枫桥和寒山寺存在倒因果关系”[10]。无论如何，“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江枫”，一定不是江边枫树，“枫桥”也好，“江桥”“江村桥”也罢，甚至“江上枫叶”亦然。这首诗表达低沉情绪，让“桥”入诗没有问题，但秋天枫树的文学形象却是热烈而灿烂。枫树在寒风之中自然萧瑟、衰飒，不会是“眠”的状态，桥则不然，风吹而不动。更何况，在月黑的夜晚，岸上枫树难见，渔火映衬下桥的轮廓可睹，而渔船群集桥的两侧过夜是常态。至于诗题《枫桥夜泊》，从文题照应、契合定题者意图的考量出发，“江枫”之“枫”最妥的就是“枫桥”。这是最优解。如果诗题不变，没有出现后来显赫的文化衍生，那“江枫”的最优解就是江上枫叶。最优解，大概率是全真解。秋之枫树与枫之落叶，给人的情感联想截然不同，前者以色泽美丽的遐想，后者则是凄冷之感怀。果真如此，“江枫渔火对愁眠”当解为“江上枫叶与渔船灯火交相摇曳，一片清冷”。无论如何，句中之“对愁眠”，一定是“眠”。作者只有写足目之所及的“眠”，才能烘托自己的“愁不眠”。此外，如果张继真就泊舟“寒山寺”侧，那就难称“姑苏城外”，更无所谓钟声“到”客船。寺钟近在咫尺，令辽远悠长的诗意顿失。诗中措辞，实已说明“寒山寺”并非近在眼前。
② 译诗
夜泊枫桥边
月西坠，乌凄鸣
霜气袭人，弥漫满夜天。(https://www.daowen.com)
江上枫桥，渔船灯火
清冷无声相拥眠。
望姑苏，处郊野
山冷寺寒，心愁空寂寥。
悠远钟声，午夜客绪
羁旅舟中不能寐。
说明：原诗四句，译诗变为八句。“江枫”“渔火”眠而不愁，愁而不眠的是作者，故在译诗中用“清冷无声相拥眠”描写“江枫渔火”，用“心愁空寂寥”“羁旅舟中不能寐”描写作者。“寒山寺”，实指深秋寒冷的山中寺庙，我们用四字词语“山冷寺寒”表达，既切合了汉语对四字词语的偏好，更营造了些许冷寂的意境。译诗没有讲究用韵。
（2）品味赏析
这首诗到底是写实还是写虚？我们以为，它是虚实兼有，景语情语兼顾，“感受的写实，悲秋的写意”。回望张继《夜宿松江》，本来明确的沉郁之感，却在历史文化偏好的兀自雕饰与文人附庸风雅的尽情解构之中，从诗题变换到诗文解读，均演变得近乎明快。这种显著的背离，很有意思，在文学史上也不是孤案、个例。名胜古迹，通过生编杜撰掌故、逸闻，赋予其深厚底蕴、人文特质，似乎是一种美丽谎言、通行规则，为人类主流文化史所接纳。这种接纳，久而久之，使传说成为“真实”；这种不接纳，则终归于讹传，也很可能不得长远。当然，我们力求忠实的本义解读，无意也无力改变枫桥、寒山寺及二者结缘等已深植人心的诗文形象。尽管种种考证考据力证“错拉错解张继诗，讹传讹定寒山寺”的“大错结”[11]，且无人遏阻得了历史文化的伟力，但在诗之本义与文化的衍生之间作出必要区隔，难道不是古诗文文本解读的正途？总之，文化枝蔓不能动摇《枫桥夜泊》格调定见——底色悲凉，写尽“泊”的飘零感与对前路不定的忧心。[12]
（3）史实探微
▲泊舟运河
张继之作，时题《夜宿松江》，后人题写、印行时，改为《枫桥夜泊》，并多谓枫桥在隋唐大运河上。溯源本诗原题，显然，张继当年泊舟大运河之说很不确切。大运河江南段亦称江南河，与松江水系相通，但并无运河松江段。不过，“松江的源头瓜泾口在苏州城南偏东一点，往东不远即与大运河的南段交汇”[13]。当年张继沿运河南下，晚上暂泊相对平静的松江，是完全可能的。张继虽非吴人，但当不会把运河当作松江，因为劳舟远行，行船人定为专职的艄公，也就是说，作者不会把“大运河”与“松江”混淆。如果有“枫桥”，它肯定横跨松江之上。如何看待运河与松江的矛盾？先则，要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宋人对客船泊地“东”辕“西”辙，遂产生由苏州东南松江到城西枫桥的重大位移。次则，不管张继“夜宿”苏州东南还是城西，都不会身处大运河上，因为运河上的桥自是“商舶渊薮”，是南来北往之客停桡解维之处[14]，主景不会是“渔火”点点。况且，夜宿漕运繁忙的大运河，既不安全也不安静。再则，即便当年张继真的夜泊“枫桥”，也会看到枫桥所跨压根儿就不是大运河，而在“运河支流的最北端向东直角拐弯10米左右处”[15]。那里渔船集中，也能说通。我们可以说，枫桥跨在运河河汊上。
▲事发之年
《枫桥夜泊》事发年份，无确切历史记载，综合分析，当在作者“铨选”落第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之间。“天宝十五载秋冬之际，张继由家乡襄阳乘船顺江而下……转而南下苏州，据说途中他得知自己落第的消息”[16]，大概是武断而错误的。“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末，翌年秋冬，内乱正炽，“气节”文人张继谅必不会有兴致徜徉山水，正常应悲秋悯怀。将诗中之愁与“落第”硬扯到一起，大概源于强张之愁，误读《唐才子传》中的一句话，“然铨选落第，归乡”，把“铨选落第”等同于进士落榜。“铨选”，是唐代的一种选官制度，通过礼部科举的进士，不能直接当官，必须参与吏部铨选，选中者方可为官。这就好比今日高校毕业生，取得教育部核定的毕业文凭，并不能直接成为国家公务员，还必须通过人社部组织的“公考”。铨选对读书人同样命运攸关，但与进士成败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码事。《枫桥夜泊》的成诗背景，与成诗时间、诗之所愁密切相关。那种认为张继到吴越一带是为躲避战乱的主流观点，并无确切史料支撑，应该是臆断。“安史之乱”战事所及，主要为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距离张继家乡襄阳，最近也在350公里以上。在那个年代，这距离有足够的安全感。他去江南应是漫游、宦游，故《枫桥夜泊》只是一首经典的流寓感怀之作，表现愁绪难抑。这愁，是来自背井离乡的离愁，可能还有“铨选”落第、前路未卜的忧愁，当无“安史之乱”、国难当头的悲愤与哀怨。尽管此诗前两句凄清、窒闷，但通读全诗之后，我们的心情还是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占据内心的是平和淡远的静穆感。整体研读张继作品，不难发现，前后期差异显著。“安史之乱”给当世文人以强烈冲击，张继自不能外。乱前唐处盛世，张继心中也有愁，但那是文人心中的惆怅；之后，则演变为匹夫内心的喟叹。《枫桥夜泊》，应是张继一生前期即“安史之乱”以前的作品。
唐天宝十二年（753）春，张继进士及第。[17]此前，他在齐鲁、淮阳等地游历。是年和天宝十三年、十四年三年的秋冬，可能是《枫桥夜泊》的事发时间。如果除却参加“铨选”的可能年份，就只剩754、755两年。张继进士及第后，应接着参加了是年秋至翌年春吏部的“铨选”，但不幸落第。此时，距预备铨选恰好一年（终年），张继发些牢骚，“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合乎情理，且足可辨其行迹。他“铨选”落第归乡，不管真假，反正以他的秉性，不会在京城长安或东京洛阳久留，也不会鸿志未酬即归隐乡里。出游、闯荡、求仕是读书人的常态，自然也是他的倾向。张继“傲骨凌霜”“颇矜气节”，既不能融入京都诗人群，又不能获得皇帝任命，只好到地方找寻知音、谋取前程。按唐代科举制度，铨选落败并不影响到地方州府任小吏。当年秋，他前往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可能性更大。唐代以前，江南文化经过东晋南朝的偏安江左而厚积。[18]江南是隋唐文学圣地，“江南七州”为国家税赋重心，“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对张继而言，吴越之地崇文尚学，文化繁荣，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那里不仅有可资挖掘的现实人脉，而且有他的精神归宿——以诗酬唱寄答。其时，除了长安、洛阳“两京”诗人群之外，江南之地文人雅士汇聚，乃至大历年间（766—779）形成蔚为大观的江南诗人群体。他羁旅吴越，就是“人往高处走”。显然，张继流寓江南[19]，主要不是因为那里是社会安定的高地，而是因为那里经济繁华、文化发达，具有深厚的士子唱和的土壤，同道、知音吸引力强。唐初，苏州与会稽同属江南道。他奔会稽而来，苏州自然也留下了他大量的足迹。无论如何，“安史之乱”导致玄宗逊位、年号更改的严峻形势，张继不大可能在《枫桥夜泊》中无动于衷。天宝十三年十月，应是张继“夜宿松江”之时。根据诗里“月落”“霜满天”“夜半”等天文、物候、气候语言，《枫桥夜泊》事发日期可大致确定为农历十月初八。[20]
▲成诗年份
《枫桥夜泊》成诗年份，可以通过参照相关因素，全方位来深入推定。第一，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断代的相对性。《枫桥夜泊》正式面世，时题《夜泊枫江》，应该说始于《中兴间气集》。[21]依集序所云“仲武不揆菲陋，辄罄
（x iǎo）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五言诗一百四十首，七言诗附之……”，《枫桥夜泊》似乎不会早于至德元年（756），但鉴于古人文章传播缓慢与文集采撷困难等突出的限制因素，并不排除其实际写作时间显著在前。何况触发诗作事件的时间，可能更在先前。第二，张继诗《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生发年份的参照。《枫桥夜泊》当成诗在《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之前。于太守于幼卿，天宝十三年始任会稽太守，至德二年（757）卸任，就是说，张继奉诗太守只能是天宝十三、十四年和至德元年三年中的一年。天宝十三年秋，张继南下江南至会稽。是时，张继与太守均是初来乍到，人生地疏，素昧平生，想必不会以诗相会。太守甫任，以张继气节刚直之品性，不至于讲“寂寂讼庭幽，森森戟户秋”，至少也得在太守操劳了一年半载之后再来歌颂他的功绩。但他求仕之心迫切，不会放任时光的流逝。何况，至德元年秋北方战火纷飞，难以想象张继求仕诗中竟无半点忧国气息。按照高仲武对五言律诗的偏好，大概也不会遗漏至德元年的这首五言佳作。因此，《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只能作于天宝十四年秋，同样是“安史之乱”前。第三，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云，“确知张继于至德元年二年间曾至会稽”，留下的可能空间。傅说张继是在越中“盘桓过一段时期的”，756—757年肯定在会稽，而其前其后的年份无法明确排除。张继在会稽周边游历一年后，对旅居之地已有相当了解，进而写下《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诗云“浮云将越客，岁晚共淹留”，显其尚无官职，而《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应能表明张继是在其位感其怀，且诗与“李书记”酬唱，显其可能已是个胥吏。刘长卿作有《赠张继司直适越》诗，“司直”可能就是张继在吴越地担任过的官职。[22]《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凤辇栖岐下，鲸波斗洛川”，表明朝廷与安禄山叛军鏖战中，肃宗仍未班师回长安。此时应为至德二年。是年，于幼卿离任，之前给张继落实个差事乃情理之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天宝十四年（755）秋，张继以《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令太守印象深刻，进而刮目相看，逐步委任其承担钱粮管理工作。大历四、五年，他任职洪州盐铁判官，分掌财务，是有历练基础的。至德二年秋，他无疑“司直”在身，国难当头，深有感触，作《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是载，张继《春夜皇甫冉宅欢宴》云“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家国情怀表露无遗。显然，欢宴不欢。
综上所述，张继《枫桥夜泊》成诗公元754年10月。诗中“客船”，点明了初始羁旅者的身份，其口吻绝非是作者在吴越已盘桓一段时间。彼时，张继应该是初行吴越，《枫桥夜泊》描绘的就是初八日的夜景。周义敢先生“此诗……于至德年间（756—758）客游苏州时所作”之说[23]，应是不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