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愉悦的奥秘
二、感性愉悦的奥秘
1.人类追求快乐的本能
人首先是通过自己的五官来认识周遭的客观世界的，这种认识必然会伴随着一种“快乐”或者“不快乐”的体验。就人的本性来说，趋乐避苦是自己本能的选择。这是感性愉悦的第一个层面。同时，人们也早就发现，单纯的感官享受是靠不住的，正如快乐论的鼻祖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所有的快乐都值得选取，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应该避免，有些快乐后面跟随着痛苦，或快乐的消逝。许多痛苦后面，快乐接踵而至，因而胜过某些快乐。”[10]单纯追求感性的快乐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所以，人不应当单纯地享受感官的快乐，而是应当运用自己的力量驾驭这种快乐，让它为我所用而不必偏离到痛苦的领域中去。这样的感性快乐才是正确的快乐，这种驾驭的工具就是理性。在西方人的思想体系中，理性一直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从更深的层次来分析，理性的生成不仅仅是人为了驾驭自己的感性，而是人应该力图驾驭包括感性在内的所有一切，因为人是“万物的灵长”。认识世界、支配世界是西方人巨大的生存动力和目标，他们就自然会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目的论的观点，因为支配世界的最终目标就是支配这个世界的本源。那么，目的论的核心在于，它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不是无缘无故生成的，它肯定有一个原因，即生成的源头，也就是说注定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而人一定要努力探索出这个造物主究竟是什么。
正因为如此，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的转向:思想家们先探索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是水、是火、是原子还是形式、理念或上帝之类；随后思想家们意识到，所有的这些探索都离不开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对这种认知能力的探索才是一个更加根本的东西，于是认识论的转向开始了，思想家们开始探索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等等元素；但是思想家们又逐渐发现，单纯的对人们认识的探索还是无法到达这个世界的本源，因为人的任何认识都离不开语言的表达，而语言是人的认识以外的东西，只有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才能进而搞清楚人的认知能力的奥秘。所以，20世纪的哲学家开始了对语言的探索，这就是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尽管经历了两次转向，但这两次转向的目的都是指向本体论，都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巨大自信，人认为世界千变万化的万物背后都有一个终极的逻格斯（logics），人的理性完全有能力认识并支配这种逻格斯，所以人们才不断变换方向和路径，发展各种知识来作这种终极的探索。但是，这种认知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问题，人的感性面临生命有限的痛苦和无奈是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的——即便我认知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奥秘，我还是解决不了这个痛苦，因为我作为一个个体人的生命是无法永恒的。理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们也就很难形成对它的最终的信赖。此刻，感性的愉悦又彰显出自己极大的魅力，正如尼采批判的那样，“哲学只在‘认识论’之下，事实上甚至还不如懦怯的判断中止论和禁欲教”[11]。尤其是在人的理性极大张扬的19世纪和20世纪，当客观自然的奥秘在人类面前被次第揭开的时候，当人类拥有越来越多的支配自然万物力量的时候，人类自己却陷入了更加痛苦和不幸的境地，这些痛苦和不幸来自战争，来自科学对人类的异化，来自现代性对传统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的消解。理性在现代社会中露出了它日渐狰狞的一面，人如何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就开始脱离理性本身，也就脱离了认识论的本身，转向人的自身，转向人的感性，这是哲学的一种肉身化的转向。于是，思索人的生命感觉即感性的哲学线索也就日渐明晰起来。这一线索的核心就是感性造反逻格斯。
这个造反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他们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提出，人类的一切情感意志和本能冲动都凌驾于理智之上。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一种生命意志求自身生存的产物，所以生命意志的本质绝不在于理性，也不在于那种低层次的感性，而是在于一种超越了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以外的直觉，这种哲学来自哲学研究和艺术感悟，而非理性的思辨。而尼采对传统的唯理主义的哲学更是釜底抽薪，他干脆否定实体、基质存在的可能，他认为真实的存在只能是倾向、活动、冲动、激情和过程，只能是永无止境的在流动变化的东西，它们绝不包含某种较固定的特性或特征。正因为如此，它们无法用任何理性、逻辑、概念的工具即理性的工具去把握。在尼采看来，理性只是某种有用的虚构而已。在这两位哲学家的眼里，人的精神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质，而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的世界和宇宙。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当然是不对的，但他们揭示了一个真理，生命的感觉即所谓的直觉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本身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哪怕是在理性层面对客观物质世界或者真理的认知，其实也是应当服膺这样一种直觉的。
后来的柏格森、狄尔泰等人继续深化了这一思想。其中，柏格森的观点在论证这一命题的时候显得尤为有力，而且直接可以和一种视觉哲学对接起来。柏格森认为，理性的作用只是为求生意志服务的（比如为了生存人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日常生产活动），所以它只适应在死寂静止的世界中发挥作用，它只能探寻那些机械的、惰性的物质世界的奥秘，而统治这个世界不是人的最终目的。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完善自己的生命，这就不能靠理性，而要靠直觉，“直觉是生活，即能反省的实在和直接的生活。宇宙中有类似诗人创造精神的东西，一种活生生的推动力，一种生命之流，这种生命之流是数学才智（即理性，作者注）不能掌握的，只能由一种神圣的同情心，即比理性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感觉所鉴赏……本能比理智和科学更接近生命。我们只能通过直觉的能力来了解实在的、‘变化的’和内在的‘绵延’、生命和意识”[12]。在柏格森看来，我们人类孜孜以求所意图掌控的物质世界，不过是生命为了证明自己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物质其阻碍和激励作用，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也能使人加强这种力量。愉快（不是欢乐）是一种标记，每当我的行动充分展开的时候，它就告诉我们；它是生命胜利的显著信号；只要愉快，就已经有了创造……意识经过物质的过渡，则使原来的混乱的倾向或潜在性精确起来，表现为明确的人格，还让这种人格靠自我创造的努力于增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来检验这种力量”[13]。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性即逻格斯的力量已经退却，而感性就是柏格森说的生命直觉走向了前台，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动用自己的感知力量去认知客观世界乃至宇宙的奥秘，生命直觉的本身就是生命的根本。柏格森的这一思想是和尼采、叔本华一脉相承的，但他进一步提出来，物质世界是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为我们思考画面的魅力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即一条技术主义的思路，我们人类无论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手段去创造视觉图景（比如人类从绘画到网络多媒体的图像制作技术的进步），还是通过什么样的物质手段去扩大自己的视觉体验（比如用显微镜揭示微观世界的奥秘，或者用影视特技做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景观），这一切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满足我们自己眼睛的快乐和一种虚幻的享受，这种活动其实是人们的一种终极追求，是人们追求那种具有绝对意义的直觉的快乐。
2.“快乐”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既然直觉感性是最根本的东西，按照流俗的说法，那就是任何有道理的东西都要让我“感觉到它有道理”才行，人类的所有活动都要归结到一种感性的愉悦。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伊格尔顿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总结。在伊格尔顿看来，感性绝对不是服从于理性的，“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不可能只起源于抽象的普遍法则，它需要自身恰当的话语和表现自身内在的、尽管还是低级的逻辑……因此，历史似乎要可怕地超出理性的范畴”[14]。感性并非理性的低级阶段，事实正好是相反的，是理性必须通过感性才能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认识论，所有的伦理追求最终也都要通过感性的愉悦来完成。因为伦理价值的实现最终将是一种审美愉悦的感觉，“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就是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经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连……把法律分解成习俗即不必思索的习惯，也就是要使法律与人类主体的快乐幸福相统一，因此，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严重的自我违背”[15]。对人类行为最大的约束，其实来自一种美学的约束，严格的法律只是一种外在强加的力量，即便是道德律令也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只有审美的感性的力量才是驱动人们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力量。
感性不仅仅决定着人们在现世当中的认知、伦理和审美感受，更重要的是，只有对感性的服膺才会决定人类的未来是否有希望。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理性的探索是有限度的，但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短暂中追求永恒，恰恰是人孜孜以求的，正如庄子的那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个矛盾的解决不可能在理性范畴中，也不可能在单纯的感性范畴中，因为感性比理性更加短暂和飘忽，但它存在于一个基于人的感性张扬的激情和想象中，这是感性的优越之处。这类似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的挥洒和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扩张。和感性探索不一样的是，理性其实设立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它假设人类的探索是有限的，只要人获得了一种终极的“逻格斯”（尽管这种逻格斯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理性的探索也就中止了（尽管这种中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限制其实也为人类的发展标识了一个限度。但感性的挥洒是没有限度的，对它挥洒将寄托着永恒的人类无限的想象，它将使得一代一代的人们永远充满着希望，正如柏克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凭借感情而活动时，他们的激情总是有限的；而当他们受想象的影响时，他们的激情则是无限的”[16]。永恒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激情中得到了实现。伊格尔顿看出了这种激情背后政治学的意义。他认为，对社会的控制最终将落实到对人们激情的控制和感性的控制，因为成功的统治是“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17]，想象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幽灵，若要控制人们的感性，最终是要控制他们的想象，也就是控制他们激情的方向。这不恰恰证明了“激情的想象”才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吗？同样的观点，格奥尔基·卢卡契在论述电影时阐释得更为具体和精彩。在卢卡契看来，电影是通过画面对现实进行了“两重摹写”，第一重是对客观的描绘，是对“日常生活的单纯复写”，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模仿；第二重是通过画面对生活内在逻辑的揭示，“其宗旨在于揭示本真实质，在于以真正的创造性方式把握现实的一个新侧面，在于重塑现实”。而这两者都是通过诉诸人的感性而实现的，“电影似乎仅仅可以提供感性实在，而不是‘评述’感性实在（评述就要动用道理和理念，就得动用人们的理性了）……直接现实性掩蔽了形象的内在含义”[18]。可见，电影最直接唤起的是人们的“情绪”，而非影片中特定的内容和思想观念，但情绪是和人们的理念、世界观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电影反而会更具感染力，它会凭借一定情绪的渲染直指人们的内心。当然，卢卡契所谓的情绪渲染还包括电影当中声音的魅力，但无论如何，画面在这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重新思索图像的发展乃至电视的发展就有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这就是所谓的图像转向，人们对视觉愈发的偏爱和关注并不仅仅是视觉技术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仅仅因为影视、摄影等媒体所传播出的图像越来越多地环绕在人们周围，更大的原因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无论是人类努力地认知客观世界（认识论），还是努力地完善自身，追求那种永恒的“至善”（伦理学），其实最终追求的都会化解成自己感性直观的一种愉悦（美学）。思考画面的魅力，乃至思考电视等视觉技术的文化本质，我们其实根本无法脱离这样一种“美学本体论”的思路，这就是，当可以直接带来一种视觉愉悦的行为——观看画面变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一种通过观看画面而获得终极意义的可能就出现了。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图像的本质是感性的，而这个感性的本身将给人们带来一种形而上的终极意义”。这同时蕴含了一种可能，即在人们的世界观中“图像转向”的可能: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认知逻格斯，而是在于感知相应的图像，而越来越丰富的图像世界为人类的这种感知也提供了源泉。这种变化奠定了电视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媒介传播魅力的基础[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