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化概说

一、社会化概说

所谓的社会化是人逐渐适应社会并和社会逐步融合的过程，“对于社会，社会化是使新的个人适应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并教给他们社会的文化传统的过程。社会化把人这样的动物变成人（作者注:社会意义上的人），变成社会的成员。由于这种转变，大多数幼儿成长为完全的社会人，能够使用其父母的语言，能够适应他们社会的文化”^[1]。所以，社会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个人意义上的，即社会化首先是个人发展自我的过程。我们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开始，通过不断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发生关系，进而获得了某种身份，然后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望，最终开掘和运用自己的潜力，完成了自己有意义的一生；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意义上的，即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的整合，它是社会通过一定的规范，进而把个人整合到自己的系统中去，把不愿意社会化的个人排斥出自己的系统，这样保持社会自身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化”的力量是一种外在于个人本性欲望的力量，是对人本性中和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那一部分的规范。下面，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具体论证社会化的历程。

1.个人层面的社会化含义

社会化是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任何社会化都是一个作为“独立自我”的社会化，这个“自我”就是社会化的生物基础。个人若想成功地完成社会化需要一定的先天条件。

（1）人必须具有一种正常的本能需求，这是人不断社会化的根本动力。

从19世纪开始，本能需求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并被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例如有这样的观点:社会的形成是人群居的本能；妇女的社会性格和社会心理的形成是因为她们的母性本能；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人们的侵略本能或者说是“死本能”的作用等等。它的始作俑者是弗洛伊德，他认为人是由“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构成的，其中的“自我”就是本能的我，也就是“潜意识”当中的自我。这个自我受本能驱动，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可以说，正是因为人有这样一种本能需求，他才具有一种生命的内驱力，才会具有冲动去采取各种举措，因为他相信通过这些举措，就能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如此，个人才会有可能主动和社会发生接触，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会有社会化的可能。相反，患有自闭症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美好幸福可以通过和社会互动而得到，所以他往往会拒绝和社会发生关系，也就是不愿意社会化。

（2）人必须具有健全的语言能力，这样才能顺利地接受各种社会化的信息。

语言能力是人类个体接受社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任何知识和观念都是依靠语言获得传达和接受的，只有借助语言，人们才能掌握社会规范和社会技能，也只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获得大量间接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不掌握语言，人们就不能和周遭的世界发生任何关系，也就无法社会化。

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语言其实构成了人们认知社会环境的所有依据，进而也就成为构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所有材料。就像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大师拉康认为的那样，人的潜意识其实是一种类似语言的结构，他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了语言和人的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语言）就像一台邪恶的转换机器，把词语转换成病症，把能指融入躯体中，或把它变成令人烦恼的念头和强迫意识。一种病症实际上就是一个束缚在体内的词语。需要提醒的是，儿童对自己体内器官的实际认识完全来自其父母的传授，他们的身体因此也就由词语组成的。”拉康的意思是，孩子对自己身体每一个部分如心、肝、肺、肾、大脑等的认识都来自于父母的教授，那么，相应的器官的疾病也是来自于父母的教授。比如一个儿童肚子痛的时候，他也许会从母亲那里得到消息——这是因为自己得了胃炎，他就会把“胃炎”这样的词汇和肚子痛这样的感觉等同起来。对于具有病态人格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大脑里面如果出现“胃炎”这样的词汇，他同样会感觉到肚子痛，当然这种肚子痛是找不到生物学上的原因的。正常人当然不会出现上述这种状况，但是语言和人们的生命感觉之间确实有一种感性联系，拉康的意义正在于此。语言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传播信息的工具，它一旦被人们理解，就具有一种生命力和人的生存融合在一起。任何一个语汇都是我们在某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环境中，伴随着相应的生活感觉由父母或者其他长辈教给我们的，它们是伴随着特定的感觉置入到我们的意识中去的。长辈们用语言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语言先从观念上确定了对这个世界和环境的认识，下一步我们才能顺利地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社会中去。因此，理解语言，感悟语言，不仅是正常人的一个基本能力，更是每个人社会化的开端。

（3）人必须具有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以形成自己本能的依赖感，这样他才会因为不愿意被社会抛弃而不断地主动社会化。

人之所以要社会化，是因为相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社会的力量过于强大。从人的心理层面上看，这是取决于人们内心固有的一种依赖感，这种感觉从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了。正是因为人有这种感觉，他们才会拥有社会化的冲动。从生理的角度看，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动物。很多动物在离开母体之后都能够迅速地独立，比如马出生以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站立起来，跟随父母奔跑；海龟在沙滩上破壳而出之后，可以本能地冲向大海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但是人类不可以，婴儿诞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具备任何自我生存的能力，他们需要成年人长期的保护和照料，于是，孩子会对父母等大人形成一种强烈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如此舒适，以至于人的一生都会贪恋这种感觉。西方哲学思想认为，人都有“回到子宫”的冲动，因为那里最温暖、最安全。

关于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容格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容格的思想有两个关键词——“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潜意识”，容格进一步认为，这种意识是“集体的”，即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是“个人无意识”的发展，也是“个人无意识”依赖的对象。正如他所说的:“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2]而所谓原型，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原型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思维形式。它们既是情感又是思想……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性的追逐，总是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有关。原始意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相对应的平衡和补偿的因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意象是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的经验的沉积物，生活中每一种意义巨大的经验、每一种意义深远的冲突，都会重新唤起这种意象所积累的珍贵贮藏”^[3]。人类的“依赖心理”也有一个原型，这就是“母亲原型”。作为一个原始意象，母亲对孩子的生产和养育被整个人类所重复和模仿。就像一个神秘的力量创造了这个世界一样，胎儿的出生，也就是重复着宇宙创生人类的行为，女性的生产也就是一种微型的宇宙生产。人类离开了母亲的子宫，就离开了一个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同样，当工业社会和物质文明打破了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状态以后，人（现代都市人）与自然隔离，被迫与冷冰冰的都市社会打交道，就像孩子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一样，这是一种被迫离开了母亲怀抱的感觉，他们想回到母体，回到传统社会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状态。这种“渴望回到”的心态就成为人类依赖感的来源。弗罗姆把这种“依赖感”描述为一种“逃避机制”，它源于一种孤立个人的不安全感，面对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人会选择“逃避自由”，逃避因为没有父母等长辈管教、当然也就没有了被其呵护与照顾后，自己完全可以为自己做主的自由，也就是我不想为自己做主，而是想找个更有力的权威为我来做主。

面对强大的社会力量，一般具有正常人格的人都不会作出反社会的活动，而所谓的“适应社会的需求”则反复被人挂在嘴边，成为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根据。人总是要主动地为社会所接纳，去做那些社会允许和鼓励的事情，避开从事社会所不容的事情。当人们这么想并且付诸实施了以后，他们其实就在“社会化”了。

2.社会层面的社会化含义

一个社会一旦成熟以后，它就会以自己独立的力量把社会中的个体纳入到自己的领域中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惯例、社会规范给人施加的无形的影响。而且，人们接受并服从于这种影响是自觉自愿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强迫的因素非常有限，就算是有，那也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很多思想大师作了精辟的论述。

由于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强大得多，所以，社会对个人将会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个人能够顺应它的发展要求。这是人们已经被内化了的一种社会要求，亦即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的概念。所谓的镜中我，就是通过观察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概念，即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的认知都是通过他人这面“镜子”反射出来的。这里所谓的“他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社会化的规范。“镜中我”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由于“本我”的各种需求往往与社会矛盾，因此在现实中不可能立刻得到满足，个体必须接受现实的限制，学会在现实中获得可能的需求满足。那么，服从现实的这一部分就会从“本我”中分离出来，成为“自我”。自我的成熟过程就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它是人服膺于社会力量的一种表现。美国另一位社会学家乔治·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米德认为，社会化的本质是“角色扮演”，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了解别人对自己的期待，进而按照这种期待来从事相应的角色扮演，这个扮演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米德认为，社会化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模仿阶段、嬉戏阶段和博弈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社会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模仿阶段，人（这个时候的人往往只是孩子）只能简单地模仿父母或者他观察到的其他社会力量的动作、行为和态度，角色扮演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化，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到了嬉戏阶段，人们开始扮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这些角色往往要和他的模仿对象之间发生关系——父母、兄长、老师等等。比如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玩的过家家游戏。在游戏中，孩子们会扮演爸爸、妈妈、孩子以及老师等社会角色，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当中，因此，他就必须了解这些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到了博弈阶段以后，个人已经真正地成长起来，按照米德的话来说，个人此时是在扮演“一般化的他人”的角色。这个时候“自我”能够把与自己发生互动的他人的意象整合进自己的行为体系中去。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也知道别人是什么角色，知道想干什么，也知道社会中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其他人将采取何种行动，他可以自如地处理自己和周遭现实的关系。这个时候，“自我”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这些社会学家分析的那样，相对于个人，社会是一种巨大的权威和力量，人的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能够和这个社会和谐起来，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像成年人经常教育孩子的一句话:“你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句话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社会是正确的，是需要服从的，作为个人只能按照它业已安排好的程序和逻辑来行事，才有可能获得自己的完美人生。如果有人不愿意这么做，试图逆着社会准则行事，那么他就在越轨。决定一个人是否越轨的标准是由社会定的，而不是由个人定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对此有很精妙的分析，他认为，越轨的核心就是，创造越轨的不是个体行动的方式，而是社会。贝克尔把社会对越轨的定位称之为“贴标签”，说某人越轨，其实就是社会给这个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使得越轨者区别于社会中所谓的正常人。但是，谁才有资格贴这个标签呢？在此，权力的因素就被凸现出来了。贝克尔认为，在西方社会，“特权者、白人、男性、老人等等都将使用标签，而具有与此相对的特征的人更可能被贴上标签。标签自身因而具有了一种现实地位。标签使越轨从习俗社会中凸现出来，并且用相似的越轨标签把一群群人表示出来，使越轨者接受越轨社会化经验（比如在监狱或精神病院里），同时不让他们有机会获得可以支撑正常地位的物质手段。它也使得正常者把被贴上标签的越轨者方面的可疑行为解释为对标签的验证”^[4]。社会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一些不按它的规范行事的人划为异类，并且给予一定的处罚，逼迫或者是暗示人们必须服从自己。一个健全的社会，会有效而顺利地整合所有的社会成员，这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反之，如果社会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变成了所谓的病态社会，或者，它违背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意愿，那么它就会发生动荡，进而被推翻重构，即人们不愿意被它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