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意识形态解读的三种方式
二、电视意识形态解读的三种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观众对电视信息的解读方式是多元的，斯图加特·霍尔归纳成三种不同的方式。
1.主导——霸权式的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在这种方式的支配下，观众对意识形态的解码立场和电视制作者的制码立场完全一致，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状况。霍尔认为，这是“完全明晰的传播的理想——典型的情况——或者我们‘为了所有的实践目的’已经尽可能达到了那个理想”[32]。在这种非常顺畅的意识形态的引导过程中，电视观众完全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他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可以任由电视创作者来塑造，而电视传播者在此拥有一种文化上的霸权。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境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首先，它需要电视传者和电视观众之间拥有较宽和较深的“信息沟”，双方在信息占有、思想意识的深度方面具有较大差距。这样，观众才没有能力去理解反思电视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只能被动地接受。其次，它需要电视观众处于一种信息封闭的状态，即他没有能力获得其他的信息尤其是相反的信息来提醒他反思甚至对抗电视传播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信息环境往往实施比较专制的信息管理制度，而且媒体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这样“舆论一律”的情况比较容易出现，意识形态的霸权也就容易出现。
2.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方式
这是观众一种主观解读的方式，在自己主动理解的基础上解读并加工意识形态的内涵。上一节提到的欧洲电视观众解读《达拉斯》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人们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往往就越高，因此，他们主观性就越强，他们解读电视信息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越容易采取这种协调式的方式来解读意识形态，通常的情况是他们将电视所传播的意识形态纳入到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节目信息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可写文本”，即电视信息最后传播效果的完成是需要观众予以解读和加工的。从电视制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希望电视信息能够得到彻头彻尾的接受，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会在电视信息中加入自己的理解。有经验的电视工作者会刻意地将电视表达的意识形态迎合观众心目中固有的意识形态，这样往往就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王朔在谈到平民电视剧如何塑造反面人物的时候意识到，电视剧中反面人物形象应该符合电视观众的想象，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拍摄电视剧《渴望》的时候，他把负面人物定位为“上海人”，因为当时的“上海人”形象在中国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北方人看来是“小气、狡猾”的代名词，说上海人不好，符合很多电视观众的想象，他甚至把电视剧中那个为人谴责的人物取名为“沪生”；而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反面人物有一个“怎么糟蹋都没人心疼”的群体，那就是“大款”阶层[33]。这是中国社会阶层中“仇富”心态的体现，也是古老的“为富不仁”的平民意识形态的表现。所以，电视制作者尽可能地缩短自己与电视观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是取得良好的电视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
3.对立的解码方式
如果观众觉得电视所传播的意识形态过于荒谬，那么，他们就会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根本不相信电视意识形态的传播，他们对于电视信息作出完全相反的解读。霍尔说这种模式是因为“他/她以自己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34]。所谓总体化是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看法。霍尔是说，观众不相信电视的信息所表达的意思，进而他们会重新解读这些信息的意思。这个时候，观众基本上不再信任电视媒体应负的职责，而是站在电视媒体的对立面作完全相反的理解。这种极端的情况在电视中其实并不多见，除非观众已经对媒介完全丧失了信任，而且通常这种信任丧失的动力是来自电视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社会转型期或者发生在严重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在和平岁月，尤其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出现的。
关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解码，英国的传媒研究者约翰·塔洛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受众之所以会做出“对抗性的解读”，是因为他们自己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对抗传媒中意识形态的传播。“文化资本”强调的是文化的功利因素，它将文化视为一个可以被衡量和计算的价值体系，就像布尔迪厄说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譬如在教育场域里，是一种构成文化资本的学术资历”。一个人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拥有的文化资本就越丰厚。一个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他会被赋予相应的文化的权力，因此具备自己独特的解读信息的技巧，于是就有了对抗传媒意识形态灌输的可能[35]。通俗地讲，一个人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也就越具有自己的主见。他会主动地判断电视媒介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的正确与否，正确的就接受，错误的就反驳。所以，一个教育越是发达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文化资本越是丰厚的社会，单纯意识形态灌输的难度也是越大的。
综上所述，观众对于电视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一个理性、民主的社会中的民众应该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能对电视（包括所有的传媒）意识形态作反思性的乃至对抗性的解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们社会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