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场”

一、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场”

“场”是布尔迪厄论述社会形态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被划分的不同区隔，而每个区隔的领域的运作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作用力而构成的。“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布尔迪厄发现了一个与政治权力由近到远的序列:法律场——学术场——艺术场——科学场。按照这一思路，布尔迪厄认为还有新闻场、文学场等等场域。同理，当电视媒介日渐发展起来以后，它在社会文化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场”，即电视场。它是由围绕着电视媒介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些力量包括:各种类型的电视机构，其中包括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同时也包括电视技术的生产机构，如电视设备的生产机构、电视特技的软件开发机构等；各个层次的电视从业人员，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行政服务人员等；电视观众；电视批评者；电视职业教育者等等，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电视场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吃电视饭的专家”^[2]构成的。

电视场形成图

电视场的形成首先代表了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成熟，即电视可以完美地通过声音、图像传播相应的信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二是电视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角色在整个社会中的成熟。电视场一旦形成之后，就意味着从社会文化领域中专门分离出“电视”这个领域，它也导致了电视文化这一亚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独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这就是电视媒介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脱域”。

吉登斯认为，在理解传统世界在向现代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分化”或者“功能专门化”是重要的概念。人类社会越是发达，文明程度越高，也就伴随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一种社会分工都是分离出一些“专家”来“专业”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运作的效率就越高。比如在农耕社会这样专业分工不是很细致的社会中，人们扮演的往往不是某一方面的“专才”，而是什么都要会做的“通才”。一个中国古代的农民既要当农民（种粮食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可能还要当建筑师（自己盖房子住），当工匠（自己修理甚至制造各种器具）；他的妻子既要当厨师（做饭），又要当纺织工人（自己纺纱织布），还要当裁缝（为家人织补裁剪衣服）。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要扮演的是多重角色，这是一个未分化的统合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一个单位，比如家庭，基本依靠自给自足来满足需要，而不是依靠整个社会体系的相互配合与和谐运作。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每个人往往只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特长和专业，因此他只能扮演一个社会角色，他用自己对这个社会角色的专业乃至完美的扮演就可以满足其他需要。比如一个医生，他不会种粮食和做饭，但他不会饿死；不会纺纱织布当裁缝，但他不会没有衣服穿；不会烧砖、盖房子，但他不会露宿街头，因为他懂医术。他可以通过给人看病而获得货币，用货币换取其他所有需求的满足^[3]。依此类推，社会就会分离出各种各样的专门职业，也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专家系统，专家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服务而和社会的其他系统交换以满足自己全方位需求的。人们的每一种需要都由一个专家体系专业地完成，社会被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效率颇高的大系统。这是现代社会的运作特征。

因此，电视界（场）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首先，传播界从社会系统中分离了出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空间越来越大，人们彼此之间信息沟通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类发明了各种传播工具，大众传媒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人类每一次在传播能力上的进步都是伴随着相应的传播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而传播技术越是发达，对于操作这种传播技术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要求就越高。于是，人类社会就有了专业的传播工作者，这些人是职业地进行传播信息工作的群体，他们拥有传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用这种知识在社会中立足，以换取生活和发展的必要资源。

其次，传播界的内部也在不断细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细分依据就是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成熟，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形成传播界内部的一个新领域。就像印刷术的成熟催生了报纸杂志一样，电视技术的成熟也让社会中出现一个“电视场”。电视技术可以从新的层面和力度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比如提供写实性很强的画面，可以实现即时传播的同步性。在这种需求下，相应的关于电视的社会机构就会出现，在这些机构中就会有相应的专业人士从事与电视相关的工作。于是，围绕着电视技术就形成了一个电视的社会圈层，它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构成的，这个圈层就是“电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