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音的魅力
一、声音的魅力
如果要按照媒介形态来划分人类历史形态变迁的话，人类社会最先进入的是一个口语的时代。声音是人类最早用来进行传播和交流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声音是大千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无声的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一个被“陌生化”了的残缺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无声电影可以用画面真实客观复制现实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要给这些画面配上声音，这只不过是人们复原生活本身的欲望驱动而已。
从物理属性来看，声音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声波，人的耳朵感知这种震动而引起的。人对声音的主干感受是由响度、音调、音色三个因素决定的。响度表示声音的强弱，它是由声波的振幅决定的，振幅大，声音强，振幅小，声音弱；音调的高低主要由发声体的振动频率决定，单位时间内声源物体震动的次数越多，频率也就越高，人感到的音调也就越高；音色指由泛音的数量以及强度所确定的复杂声的一种特性，泛音的多寡以及各谐音的相对强度决定着音色的差异，我们所说的音色的嘶哑或者清亮就是这个道理。
声音的物理属性只是保证声音的纯客观的存在，而声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声音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它能够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声音可以成为信息的载体而指涉一定的客观事物，即它可以成为符号的能指而表征相应的所指，人就此可以通过声音认知客观世界。这是声音在认识论上的意义；第二，响度、音调和音色会凝聚起声音特有的旋律，而这种旋律和人的心灵节奏、情感节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所以，声音的音色品质和节奏起伏会引起人们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变化。这是声音在美学上的意义。所以，就心理属性来看，我们可以把声音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语言性的声音，这类声音主要是指人们说话的语言，它的主要功能是告知、评论等；第二类是音乐性的声音，这类声音的代表是音乐，它的主要功能是营造和渲染一定的情感结构。这两种声音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语言性的声音
由于人类远祖的生存图景杳不可寻，人们对“声音是如何形成语言的”这一命题只能发展出不同的假说。首先是拟声说，即认为口语的形成起源于人类“拟声”的本能。当远古的人类看到某一事物的时候，同时还听到了这一事物的声音，此时，人类会模拟这一事物的声音，而这种模拟就构成了最早的口语。比如，中国人之所以把布谷鸟叫“布谷”鸟，就因为这种鸟儿的叫声为“布谷布谷”。但是，这种假说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反对拟声说的明显理由就在于，在分析普通言语的词语时，我们在大部分情形中根本找不到声音与对象这种假定的相似性。”[50]人类一般不是通过事物的声音来发明语言的，声音直接作为语言仅仅只是停留在语言的初级阶段。比如中国人叫狗为“犵狅狌”，而不是狗的叫声“汪汪”。所以，一个事物被命名为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发音，其背后所遵循的逻辑不是声源的声音，而是另有其规则的。这就是“修辞”。
修辞说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人类语言运用背后的语法规则。因为修辞，语言具备了种种表现方式，因此也显得鲜明、准确而生动。对于不同的事物，赋予它的声音的原则和人类的心理根源有关，“人类最基本的发音并不与物理事物相关，但也不是纯粹任意的记号……它们并非依赖于单纯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更深的根源。它们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感叹，是突迸而出的呼叫”[51]。那么，什么样的所指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能指，这背后有深刻的人类学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从语言的物理层面比如发音的相似性来探讨语言的本质，而是应当从人类心理层面的尺度来做探寻。
语言的发明首先是人类自身的一种需要，是人类表述自己对外部世界看法的一种工具。在美国电影《与狼共舞》里有一段画面表达了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下的印第安人取名字的过程，我们可以借此窥豹一斑。影片中，印第安人给人取名字是根据他们眼中的视觉形象。主人公被称为“与狼共舞”，是因为他身边有一匹宠物般的狼，他们经常在一起嬉戏；另一个印第安人被称为“挥拳而立”，来自他某一次和人角斗时候的身体姿态，挥拳而立的形象非常突出。可以看出，语言（无论是发音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文字系统）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它的意指作用，这一声音先验地蕴含着人们可以理解的意思，这是声音与人的心理之间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连接。所以，语言的声音来源不是表述对象所发出的声音，而是人自身对表述对象的可能的心理期待。普罗塔格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一种物体应当被赋予什么声音的语言取决于人的内心，而不是人以外的东西。
那么，语言背后就蕴含着相当的人类情感的积淀，人之所以会发某种音，是因为人的内心里有一种先于声音和语言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修辞的“隐喻转移”。卡西尔是通过语言层次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语言刚开始的时候“不过是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而已”，这是人类内心最本真情感的直接表达。然后，“通过将发音作名称使用，最初一直是各种无意义的声音混合体，就突然变成了思想的工具。例如，一些声音的组合，如果能和着某种旋律来唱，而且在击败或杀死敌人后用作欢庆胜利的赞歌，就有可能变成代表那个特殊事件乃至代表那个杀敌英雄的专有名称。通过把这种表达隐喻地转移到类似的情况，人类语言就得以发展下去”[52]。由此可见，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它和人类眼中的可以理解的社会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从所指到能指之间有一种隐喻的承接。
所以，语言性声音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告知，因为作为能指的声音背后有一个对应的真实的客观存在，这种信息量造就了语言性声音的力量，它增加的是人们的认知。在电视中，语言性的声音表现在各种信息类节目中，比如新闻的解说词、纪录片的画外音解说、产品功能型的广告等等。
2.音乐性的声音
卡西尔谈到人类刚刚开始运用声音的时候“不过是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而已”，这意味着声音一开始就和人们的情感起伏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声音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会直接给人以愉悦或不快，这就形成了声音的纯形式的感性魅力。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类最早的诗歌就是人们干活时所喊的号子“吭哊吭哊”，这意味着，在人们日常的生活状态中，一定的精神情绪往往要通过一定的声音表达甚至发泄出来；另一方面，人类在某些生活状态之中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的声音，这些伴随性的声音就会和特定生活状态中的人们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维科在谈到原始人的思维时曾经说到，原始人生活在神话时代，用一种“以己度物的隐喻”来揣摩、建构宇宙和客观世界。他们不了解雷鸣电闪的真正原因，于是就按照人类生存的逻辑去揣测雷电。他们认为打雷是雷神像人一样在发怒，就像一个体力极其强大的人用咆哮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暴躁情绪。这么一来，“雷声”就和“怒”这样的人类情绪联系在了一起，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雷声来替代“怒”，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电闪雷鸣的背景来衬托主人公怒不可遏的情绪。在汉语中，“雷霆之怒”之类的词语构成其实遵循的也是相同的逻辑。那么，当我们再听到雷声的时候，人会因为这种“隐喻”的暗示而感受到发怒的情绪。
可见，声音和人类的情感结构内部有一种逻辑结构的一致，声音的音调、音高等等起伏的变化其实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变形和符号表达。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音乐。
关于此，苏珊·朗格说得好:“我们叫做‘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与悲哀，而是与两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正是用纯粹的、精确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53]所以，任何音乐都可以用喜怒哀乐等人类的情感来概括表达，即便有的曲子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它还是可以和我们内心的某一种情绪相关联。音乐不仅仅具有这种情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音乐和人类的整体情感或者说生命的感觉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的逻辑结构，音乐自身的旋律起伏就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音乐会具备一种深层次的震撼力。音乐“表现着作曲家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他对于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这些可能超越他个人的范围，因为音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符号形式，通过音乐，他可以了解并表现人类的情感概念”[54]。这是人类自身想象的魅力。
真实的情绪总是和具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音乐所表征的情绪却可以不受真实世界的约束而制造出来，“作符号的要比被表示的更容易感觉和把握。比如声音比起情感来就更容易产生、组合、察觉和辨别。感觉形式只能产生于自然过程，而音乐的形式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和吟唱出来”[55]。这样，人就不是自我分泌出感情，而是通过符号创作出一种感情，通过这样的创作而支配人自身的情绪。因此，音乐的旋律没有明确的主题，只有一个大致的“主题指向”，苏珊·朗格说，“有多少演奏者，甚至有多少次演奏就有多少种曲子”[56]，其实，有多少个欣赏者，也就有多少种曲子。因为对于同一首曲子，没有任何人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感觉仅仅有可能相近而已。人们在“听到的”旋律中必然将加入自己的想象，同样听《月光奏鸣曲》，有些人感受到月色温柔，有些人则感受到白沙流水；听贝多芬的《命运》，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听出不同的内涵，联想到不同的时空和人物。
任何声音都有音乐因素的存在，因为它可以直接和人的感性联系在一起，“声音，作为经验中纯感觉因素，可以是平静的或兴奋的，也可以是愉快的或痛苦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因素也是这样”。即便是语言性的声音，它也会有旋律的起伏、音高的变化、说话者音色的品质等等直接诉诸人们感性的因素存在。因此，在声音的接受过程中，声音的“音乐性”体现在听者对某一段声音的感性联想上。声音不但可以借助语言指涉真实的客观世界，还可以通过自己旋律的力量建构人们的精神生活，通过空间的想象完善人们的感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