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小结
思考电视文化的“雅”和“俗”，其实是在对电视文化作伦理意义上的判断，即电视文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善的还是非善的。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俗”，是因为我们预设了一个“雅”文化的立场。而从人类发展历史上看，雅文化的形成是和所谓的“贵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贵族阶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才最终形成了所谓的高雅的文化品位。从媒介文化历史的发展变迁来看，印刷文化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雅文化，因为它具有理性、思辨、深刻的特征，而电视文化因为其传播特性，“俗文化”必然是其主流文化。这表现为:电视文化商业化的价值取向；“俗”的文化因素具有最普遍的社会意义，因此“俗”的电视节目能够带来高收视率；社会传播结构中不同媒介的分工——书籍、杂志等印刷媒介倾向于传播“雅”文化，而电视等电子媒介被社会赋予了传播“俗文化”的使命。
从观众的收视心理来看，之所以他们喜欢看“俗”的电视节目，其根源在于人有一种“窥视”的快感，人们喜欢观看那些隐蔽的、私密的、社会规范不允许的画面，最终使得这种窥视降低到一种非常低级的层次。
电视文化如果想拥有高雅品位，那么就必须要摆脱商业化倾向，也就是脱离片面的收视率的控制；同时需要知识精英的力量独立地进入电视文化。电视文化完全具有高雅的能力，理想的电视文化应当是一种“通俗的雅文化”。
思考题
1.结合相应的史实思考“雅文化”和“俗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2.为什么电视文化的主流是“俗文化”？
3.电视文化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形成自己相应的“雅文化”？
【注释】
[1]参见李金铨:《传播帝国主义》，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15—216页。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Lash，S.，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0，p.6.
[4]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参见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94页。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7]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9页。
[8]同注①，第140页。
[9]反之亦然，只不过方式不同，俗文化有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成雅文化。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报纸上连载，是以通俗读物的面貌出现的，随后它逐渐流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几乎渗透了大众文化的所有领域——报刊评论、图书出版、影视作品、音乐产业。它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最终进入了高雅文化的领域，金庸研究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开始出现了研究金庸小说的专家学者，他们从金庸作品中提炼出许多理论和观点，成为高雅文化的一部分。
[10]赵汀阳:《理解20世纪的精神财富》，参见《赵汀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1]罗伯特·N·威尔逊:《商业社会中的雅俗文化》，参见《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19页。
[12]法兰克福学派又称批判学派，它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该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精英立场的批判态度，它的理论被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是西奥多·阿多诺、麦克斯·霍克海默、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等。
[13]马尔库塞:《单面人》，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4]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5]尼尔·加布勒:《娱乐共和国:娱乐如何征服现实》，参见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16]苗棣:《电视艺术哲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7]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18]尼尔·加布勒:《娱乐共和国:娱乐如何征服现实》，参见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19]在第一个播出的城市北京，其收视率达到13.56%，在第二个播出城市南京，第一周的收视率竟然达到了18.9%的高峰。
[20]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窥视癖”是精神分析术语“窥淫癖”的变形。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相关注释。
[21]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以杂志为主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其主旨在于对腐败进行曝光，对丑闻予以揭发，其中以《麦克卢尔杂志》、《柯里尔杂志》等为代表，这些杂志的记者往往会深入一些大机构的内部，甚至采取一些秘密手段，以获取一些被隐蔽的资料，他们的报道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而“扒粪”这一名词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首先发明的。
[2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8、239页。
[23]http://news.xinhuanet.com/weekend/200504/08/content＿2827416.htm.
[24]http://news.tom.com/1006/3871/20057262338155.html.
[25]尼尔·加布勒:《娱乐共和国:娱乐如何征服现实》，参见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26]同注①。
[27]苗棣等:《电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28]见《南方周末》，2003年6月26日。
[29]《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节目赞助基本规范》，转引自赵曙光:《媒介经济学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30]参见《电视的庸俗化——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97013.htm。
[31]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05—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