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他人导向”的力量
二、媒介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他人导向”的力量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化的本质是“学习”，是一个生物的人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接受信息，因此，社会化可以被看成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社会通过各种沟通渠道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做才符合社会的需求。一些专门的部门和组织就成了社会化的社会主体，比如学校、家庭、工作单位等等，在所有的这些群体中，大众传播媒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员。
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社会化所依据的社会主体是不同的。如果从社会主体的类型来看，可以粗略地把人类社会化的模式分成非传媒型的和传媒型的。所谓非传媒型的社会化，是指人们社会化所依赖的社会主体主要是人，如家里的父母兄长、学校里的老师、工作单位里的领导等。主要的沟通手段是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如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告诉子女做人的道理（人际传播），老师在课堂上向孩子传授知识（组织传播）。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人作为中介来完成。而传媒型的社会化是指人们通过接受传播媒介，如以听广播、看电视、上互联网等方式来获得相应的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而社会化。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用“导向”的不同类型区分了“社会化”的不同通路。他描述了一个人类社会化方式的历史。
1.“传统导向”和“内在导向”——非传媒型的社会化模式
在一个媒介并不普及的社会中，人们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因此社会化的源泉就是业已形成的社会传统规范和长辈们的生活经验，是它们“导向”人们走向成熟之路，前者就是“传统导向”，后者则是“内在导向”。
（1）“传统导向”。
在传统导向时代，人们导向的力量是所谓的“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性格变化缓慢甚至基本不变化的时代，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还有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社会秩序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个人的顺承行为易受到同龄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影响。个人学会去理解和选择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传统行为模式，并随着世代的更替而稍稍纠正了一下”[5]。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社会化的主题是学习传统。
学习的路径有两条:一是身体力行地参加相应的传统生活事件，以此感悟传统。如中国传统社会大家族中盛行的祭祖仪式，孩子从小就参加这种仪式，由此获得传统的教化；中国一些地区大家族里还有“请安”的习俗，早晨起来晚辈要去长辈那里请安，然后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日常生活化的礼仪，孩子自小就明白长幼有序的社会伦理规范。二是通过口语传播，孩子的社会化是通过所谓的“壁炉旁的媒介”即长辈向晚辈讲故事的方式完成的，那些口述家史、神话传说、歌谣等能够有效地传递传统的价值观念。因为这些故事通常是由家庭或者家族中的长辈说给孩子们听的，这样一种权威性的传播会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可见，这个时期的社会化是由人际传播来完成的，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
（2）“内在导向”。
“内在导向”的力量是已经社会化后的长辈。在传统导向中，长辈们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而内在导向中的父母、老师等长辈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他们向孩子所教诲的是他们对社会的自我了解和阐释，而不是像传统导向那样教诲给孩子们业已成型、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的礼仪、规范和伦理道德。按照理斯曼的理解，传统导向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社会的顺承，因为社会是不变的，就社会逻辑和结构来看，现在和过去是一样的，儿子和父亲的生活也应该是一样的，但内在导向型的社会是变化的，“尽管它也关注行为的顺承性，但因为有许多不能预先解释的新形势出现，所以它不仅仅只对行为的顺承感兴趣”。社会在变动，传统文化、过去的经验无法支撑一个人完整的社会化，这个时候个人的力量就被强调了，即应当出现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个性性格，要“借助高度个性化且稳定的性格来解决”[6]社会化的问题。所以，内在导向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理斯曼认为，内在导向发生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这个时期以“人口流动的增加、资本的迅速积累（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以及几乎连续不断的商品生产和人口的增长、探险、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为特征。这类社会给予人们更大的选择性、创造性，凭借性格类型去面对、处理新问题，不再受‘自我明示’的传统导向的制约”[7]。可见，内在导向其实是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形成的路径。对于个体来说，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个人主体性的增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得个人更加认可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自己的能力更为自信。对世界的解释不再寄托于上帝等神灵，也不靠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而是完全依靠个人自我的理性。个人自己认识社会，个人自己把握社会，通过自己的主动学习，形成自己稳定的性格，成功地进行自我的社会化。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传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认为“传统”是恒定不变的，它是人们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所以社会化的主题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教化使得人们成长和成熟；而在内在导向型社会中，人们认为客观的社会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社会化的主题是要教会人们该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有效准确地认知社会。在传统导向社会中，长辈们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内在导向社会中，长辈们只是因为年长、知识多而可以给后辈们提供教育经验，他们是知识与后辈们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导向的模式都要通过人际之间身体力行的沟通来完成，直到大众传媒普及之后，人类才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社会化的通路——接受相应的媒介信息，这就是“他人导向”，电视媒介的社会化功能无疑也体现在这一导向之中。
2.“他人导向”——传媒型的社会化模式
至于“他人导向”，其与“传统导向”和“内在导向”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成年人的成功标准”的消失。人们社会化的依据不是来自传统文化或者长辈们的教诲，而是来自对“他人”生活的理解，这种“他人”根本不是所谓“长辈”的形象克隆或者他们的代言人，而是人们自己的同龄人，或者和自己形象类似的人，他们在电视屏幕上、广播声波里过着一种符号化的、虚拟的理想化生活，用这种“理想化”给人们以社会化意义上的引导。
这种导向只会发生在电子传媒很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电子媒介传播的内容通俗易懂，人们不需要借助长辈的教诲和灌输就能理解相应的信息含义，增加自己对社会的了解，进而完成自己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断裂，社会变得零散化，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正如利奥塔所说——这是一个“向总体性宣战”的社会，没有任何客观标准，没有任何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变化迅速，成年人的经验迅速过时，对后辈们没有多少借鉴意义。相反，年轻人甚至孩子因为能更迅速地吸收新的知识，接受新的现象和观念，反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不是成年人以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晚辈，用自己业已成熟的观点和理念引导孩子们社会化，恰恰相反，是后辈们向他们的前辈进行所谓的“文化反哺”，是后辈们教给长辈以新知识、新思维。这种现象在网络时代到来以后变得特别明显，因为接受新的电脑技术和网络技巧，青年人和孩子无疑要比中老年人更占优势。长辈、传统文化等都无法对人们进行社会化的引导，那么，人们就必须要依赖别的渠道进行社会化，这就是大众传媒。
在他人导向社会里，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成为人们社会化的主要力量，这是因为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通过画面、声音等传播符号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人类世界。如果说在传统导向和内在导向的过程中都有“教育”的因素，人们是通过“学习”来社会化；那么，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中，人们除了学习以外，还可以通过“感受”来完成自己的社会化，他们通过“听”（广播、唱片）、“看”（电影、电视）等直观感受，鲜活地体会“他人”的生活，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应该遵循的社会规范。如果说传统导向人们遵从的是传统，内在导向人们遵从的是长辈及其观点所彰显的客观真理，那么，他人导向人们遵从的就是“他人”的生活，这种“他人”往往是经过电子传媒媒介化的。一方面，他们因为电子媒介符号的魅力显得更加美好[8]——所以这种“他人”能够成为人们的导向；另一方面，这种“他人”因为电子传媒的媒介叙事策略而拥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9]，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电子媒介对于人的引导就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通过感悟媒介表现出来的“他人”生活来进行社会化，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作为电子传媒，电视通过形象、色彩、光线、音响、音乐等因素营造了理想的“他人”生活形象，让观众产生向往之心并认为这种生活是正确的、可能的，以为这种生活是社会对大多数人的要求，自觉地往这样的生活方向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塑造自身，以完成自我的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