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小结
考察电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是在分析电视媒介是如何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这是因为，当代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电视化的倾向，电视文化可以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层面，它具有一种鲜明的引导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一种盘踞在人脑海中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那么，意识形态的表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来完成。这为电视媒介发挥自己意识形态的作用提供了条件。
电视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图像传播的方式来完成的，即电视是将所谓的意识形态变成所谓的“意象形态”来完成自己的作用的。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电视通过“选择性画面”、“具有倾向性的画面组接”、“画外音的解释、评估”等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电视剧中，电视通过画面的组接和叙事塑造人物性格，以此感染观众，以达到控制意识形态的目的；在电视广告中，电视通过展示商品消费给人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感觉宣扬一种消费意识形态。但是，观众对于电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也拥有自己主动解读、修正甚至反拨电视意识形态的能力，他们可以接受、倾向性解读或者干脆对抗性解读电视的意识形态，故而，电视意识形态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什么是当代文化的电视化。
2.选取一则电视广告、一条电视新闻、一部电视剧，首先分析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再思考这种倾向是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传播出来的，并评估其传播效果。
【注释】
[1]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2]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4]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0页。
[6]韩少功:《阅读的年轮》，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7]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6页。
[9]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291页。
[10]米兰·昆德拉:《不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11]米兰·昆德拉:《不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12]鲍德里亚:《拟仿物与拟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56页。
[13]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7页。
[14]这种经验也是建立在相当的教训的基础上，美国政府曾经因为电视传播控制不当而面临过很多尴尬的局面。比如越南战争的结束，在美国被称为是“第一场由电视结束”的战争。正是因为美国民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伤残军人的惨状，看到了运回国内的美军灵柩，这一切鲜明的视觉画面对美国老百姓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战争在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结束了；再比如水门事件，虽然这个事情是由《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率先披露出来的，但是真正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还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电视巨头介入后，众所周知，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时至20世纪末，美国政府已经处理了相当多的类似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9页。
[16]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1页。
[17]同注①，第210—211页。
[1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2页。
[19]伊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参见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20]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值得注意的是，鲍德里亚提出这个命题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显然蕴含着消费意识形态的思想。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即商品取代了上帝的功能，具有了神学的被崇拜的意义。
[21]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关切机制”，这套机制“是一套母性的、充满保护色彩的词汇:社会保障、保险、保护儿童、保护老人、失业津贴”。这种机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统治变得非常隐蔽，人们被剥削而不自知。但人们能鲜明地感受到自己的匮乏。于是社会统治阶层通过福利的方式把原本属于劳动者的东西再还给他，让他们消除匮乏感，并且心存感激，进而心理平衡。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大众的一个阴谋。参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0页。
[22]斯图加特·霍尔等:《文化、传媒、语言》，转引自陆扬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9页。
[23]斯图加特·霍尔:《编码，解码》，参见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4]“前结构”是一个文艺美学的概念，它是由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来的，它的本义是说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必然带有一定的先验的“主观性”，也就是在接触某个艺术信息之前，人们头脑中已经有了理解这一信息的各种结构或者条件，所以，艺术的任何解释所形成的意义都不是纯然客观的，而是成为主体创造性的理解，即在理解活动中，作品产生了新的意义。参见胡经之等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0页。
[25]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26]参见陆扬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7页。
[27]伊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参见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28]同注③，第380页。
[29]陆扬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8页。
[30]伊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参见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31]同注①，第386—388页。
[32]斯图加特·霍尔:《编码，解码》，参见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33]王朔:《我看大众文化》，参见《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34]斯图加特·霍尔:《编码，解码》，参见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35]参见约翰·塔洛克:《电视受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9—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