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中的意识形态表达
一、电视新闻中的意识形态表达
新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新闻媒体生产出来的新闻文本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无疑被加入了主观的因素。所以，“‘报道新闻’不是‘报道事实’，事实是被‘界定’出来的。‘界定’也就是‘意义’的赋予。因此，新闻的处理，是一种对于‘事实’的选择、安排、解释等的‘意义化’的过程”[13]。而这种“意义化”的依据，就是新闻传播者所遵循的意识形态。
用新闻传播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引导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人们有接受新闻的欲求。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要在对社会了解的基础上对自身进行定位，进而营造和社会各阶层的良好关系。对现实世界进行直接、准确、客观描述的新闻报道就是人们全面准确认知社会的一个重要依据。其次，出于对大众传媒专业性的信赖，人们对传媒发布的新闻的真实性有着先天的认同。他们相信具有专业素养和特权的新闻记者、编辑报道出来的新闻事件。因而，通过新闻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人们对事实的了解——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形成相应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电视屏幕就像一面镜子，它会给观众提供一种观照自己和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参照影像。通过这种观照，人们在脑子中会形成相应的思想观念体系。
新闻表达意识形态一般有以下两种路径:
第一，对新闻传播内容的取舍进行控制。
最典型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会刻意地回避报道一些对自身不利的信息，而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换言之，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信息就允许传播，不符合的就将它们剔除出去。这样一来，新闻受众就只能接触到价值观念一致的信息，进而也就只能接触到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正如《再见列宁》中的阿列克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只让母亲接触到关于民主德国正面形象的新闻信息，虽然这些信息都是阿列克斯伪造的，但因为它是以新闻的方式传播的，所以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新闻报道的方式和角度也能完成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如，报道自然灾难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着重报道救灾，顺带报道灾难本身；二是着重报道灾难本身，顺带报道救灾。这两者看似都是灾难报道，但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潜伏着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潜伏着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高效运转和有序管理的信息，是符合政府主流意识形态的；后者的报道方式将可能引导人们思考灾难形成的原因，包括政府管理的缺失、公务员的失职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
第二，对新闻传播的内容进行相应的阐释。
当新闻内容无可选择或者无可逃避的时候，传播者还可以通过倾向鲜明的阐释来左右人们头脑中的看法。这就是通过评论、解释等方式直接将新闻信息“意义化”，也就是直接赋予它以意识形态的意义。比如对于职工下岗现象的报道，传播者可以赋予这个现象以不同的意义。画外音可以解释说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解读，适合社会地位较高、具有一定知识水准和层次的精英文化阶层的意识形态；画外音同样可以说，它给了下岗职工二次创业的机会，人们可以借此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是一种颇具煽动力的、非常感性的解读方式。它会引起下岗职工的共鸣，给他们以希望，也符合政府的主流价值观念；画外音的解说还可以站在下岗职工的立场上表达，他们本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各种组织机构应该提供就业机会和职能培训，整个社会应当同舟共济，帮助下岗职工渡过难关，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
所以，采取什么样的观点和阐释方式来读解新闻事实，将决定这一新闻事实表达出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以上两点同样能鲜明地反映在电视新闻的传播当中。就电视传播的特性来看，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选择性的电视画面来传递新闻，这是对电视新闻内容的控制。
第二，对画面进行有倾向性的组接，通过画面的叙事逻辑来表达相应的意识形态，这其中既有对电视新闻内容的控制，也有对电视新闻阐释的控制。
第三，通过画外音的解说赋予电视新闻以意识形态的意义，这是对电视新闻阐释的控制。
这是控制电视新闻意识形态的“三个基本方法”，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就是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后美国电视界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它已经成为对电视新闻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一个经典案例。对此，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他的著作《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199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应对电视传播的经验[14]，因而它在这次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控制方面显示出娴熟的技巧。美国政府在“沙漠风暴”真正实施之前，就已经定下了电视传播的基调，即“电视基本上是多国部队联合进攻伊拉克的宣传机器，是为他们每一次胜利喝彩的拉拉队队长”，因此，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诸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都与电视网络记者一起到了沙特阿拉伯，似乎无不认同军方的观点。来自伊拉克或苏联的和平建议不管在什么时候浮现出来，都被电视网络淹没掉，而布什当局与五角大楼的立场则体现在战争中的方方面面”[15]。在这种基调下，电视传播被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控制住了。
首先，所有的电视画面的传播都被美国政府牢牢控制，什么画面可以播出，什么画面不可以播出，都要经过政府的新闻主管部门的审查。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只能看见反映美军胜利的画面，反映高科技的精确制导炸弹精确轰炸的画面，在美军坦克上通过红外线拍摄出来的伊拉克坦克被击毁的画面，在美国的一切亲战的游行者高喊着“美国、美国”游行的画面。而战争的另一维，伊拉克的抵抗和伊拉克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却很少能在电视上被播出。同时，美国政府还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对电视媒体进行控制。美国的电视媒体在体制上是独立的，它被要求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但作为社会强势组织的政府，它会通过政治、经济等种种手段对媒体进行相应的控制，让媒介自觉自愿地听政府的话，这得益于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形成的娴熟的公共关系技巧。据美国全国报道公正与准确监督委员会对战争头两周的电视报道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所发布的878种消息中，只有1.5%被确认为是反战抗议者的。在42次的晚间新闻播报中，只访谈了一位和平组织的领袖，却有7位超赛杯的运动员被问及对战争的看法[16]。这些举措完全是电视媒介自觉自愿的行为，完全没有政府的压迫或者暗示，这表明电视媒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收编，完全服膺于其主流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电视机构在整个世界上也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所以，它们所采集的电视画面和制作的电视新闻报道往往也就成为其他国家电视机构报道海湾战争的依据。这更有利于美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销它的意识形态。
其次，不但电视画面的种类被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完全控制，而且画面的编排，以及这种编排所形成的相应的逻辑叙事结构也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操纵。在电视屏幕上，海湾战争被设计成一部类似好莱坞战争片的故事，它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叙述，一种连续的晚会，其中有戏剧性的冲突、行动和冒险、对联合部队和平民的危险，伊拉克坏蛋所犯下的无所不在的邪恶，以及美国的军事筹划者、技术和军队所表现的英雄业绩……把这一事件编成了一种善与恶的战斗。确实，海湾战争被呈现为一种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战争片”[17]。在这部“战争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空军开始是对巴格达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是伊拉克的反击引发了“飞毛腿”和“爱国者”两种导弹之间的相互攻击，结果当然是“爱国者”大获全胜。伊拉克的抵抗被逐渐摧毁，美军开始了地面占领，叙事环环相扣，精彩至极。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和编排的。观众只能看到美军一路披荆斩棘的画面，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只有被打掉的伊拉克坦克的镜头和数字，却从来没有美军阵亡人数的报道，因为这些素材在这样一部“战争大片”中是不需要的。同时，在战争进程中，化学武器、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伊拉克人在地面的各种抵抗的镜头被连接在一起，给美国观众形成了莫大的恐惧，伊拉克人的形象就此显得十分邪恶。于是，“美军是作为正义的代表而打击邪恶的伊拉克”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顺理成章地就能被实现了。
再次，对电视画面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在美国媒介海湾战争的报道中，观众经常能看到一些伊拉克国内的工厂、房屋的镜头，但是这些画面往往会配上这样的语言解释:伊拉克有武器，而且伊拉克很可能将这些化学武器带上战场。电视新闻此时在暗示伊拉克的邪恶特质。当画面上出现美国战俘被列队行走时，电视语言的解释是伊拉克人在折磨联合部队；当画面是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声音的解释却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数以千计的人们购买了防毒面具，许多家庭则在家里做了密封的房间以防备化学武器的进攻。显然，这种歇斯底里会促使人们反对伊拉克，希望它们战败并受到惩罚。”[18]由此可见，语言，或者说电视新闻画面的画外音解说在电视新闻意识形态的引导过程中往往能起到最直接的作用。因为它可以直接表述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话语。画面需要人的眼睛来感知，画面连接的叙事逻辑需要人们动用自己的思维来解读，唯独语言，可以直接进行相关的意识形态的诉求。电视意识形态如果用语言来引导的话将更为直接和明确，而且语言能够帮助电视传播者获得权威性和优越感:一方面，语言表明电视新闻的记者、编辑和主播们占有了更多的新闻素材，从而在他们和观众之间画上了一道“信息沟”；另一方面，他们还拥有阐释这些新闻信息的权力，因此，他们在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的引导方面也具有一种霸权。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评论是一种旨在支配评论对象的话语类型，人们通过对某事物提出批评，肯定了一种居于那事物之上的关系。”[19]电视新闻的传播者对于新闻信息来说，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支配地位，而电视观众对于信息只有一种仰视的被告知的心态。双方地位的差异，导致了电视意识形态被顺利传播的可能。
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鲍德里亚有一个非常反讽的评价:海湾战争没有发生过。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欧洲等大多数国家的人们只是看到了由电视“影像化”以后的海湾战争，而真实的战争反而被隔绝甚至是遮蔽了。说起海湾战争，人们能想起来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关于这场战争的电视画面，脱离了这些画面，人们对海湾战争将一无所知。这场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典型的战争的“仿像”，而非真正的战争，所以，这场战争没有发生过。恐怕整个世界上也只有身处战争漩涡中的伊拉克人真正感受到了血与火的真实的战争。在鲍德里亚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的认知观念被电视图像深深摆控的现实，而掌握电视媒体集团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摆控中便悄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