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将图书馆(libraries)、档案馆(archives)以及博物馆(museums)统称为LAMs。国外对LAMs数字资源整合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早在1998年，W Boyd Rayward就撰文探讨了从物理媒介到数字媒介的变革对传统信息机构的影响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功能整合的问题[17]。随着国外LAMs数字资源整合实践的推进，对LAMs数字资源整合的研究也持续发展，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调研，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LAMs数字资源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LAMs数字资源整合的必要性、LAMs数字资源整合元数据互操作、LAMs数字资源整合相关技术、LAMs数字资源整合实例介绍、LAMs数字资源整合存在的问题、LAMs数字资源整合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
(1)关于LAMs数字资源整合必要性的研究
2000年，俄罗斯学者Leonid A Kuibyshev和Nadezhda V Brakke就提出了不同文化遗产保存机构应该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以确保对已有文化资源的获取和知识库的创建[18]。José-Marie Griffiths等人认为，档案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部门之间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能够对跨域边界的知识需求的满足起到极其重要的互补作用[19]。Diane M Zorich等人从LAMs的组织共性角度论证了整合的必然性[20]。Margaret Hedstrom认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各自独立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应该通过一种全新的收集与藏品的观念消除，服从于数字时代兴起的需要，以加强我们叫做知识经济的认知基础设施(epistemic infra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21]。Neil Carlso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LAMs合作不但有利于改善服务、满足用户需求，而且有助于提升这些机构的社会地位[22]。Juris Dilevko等人认为公共文化机构合作能够使得不同文化机构的馆藏数字资源相互交叉融合，这在为用户创造跨域知识边界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可以培育新的用户[23]。2014年，Deanna Marcum指出尽管长期以来，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朝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化路径迈进，但数字环境让这些文化机构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合作机遇，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网络化工作的世界里，这些彼此孤立的、有着各自独特专业历史的组织已经意识到用户需要的是关于一个主题的信息，而不是一个特定来源的信息[24]。
(2)关于LAMs数字资源整合中元数据互操作的研究
Ingrid Hsieh-Yee等人讨论了不同类型文化遗产机构组织和保存信息对象的元数据设计以及应用，分析了文化机构对资源的描述标准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能够合作的领域，尤其是技术领域[25]。Erik Mitchell等人讨论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的元数据互操作问题[26]。LAMs面临着削减预算的同时要让急速增长的馆藏具有可获得性的挑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创建、关联和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高质量的元数据，这能够让它们的馆藏以可持续的方式被发现、获取和传播。元数据专家Seth van Hooland和Ruben Verborgh介绍了元数据标准和关联数据的核心概念以及它们如何使已有的元数据得到实际的应用[27]。Mary W Elings等人认为，整合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内容是一个持久的挑战，虽然标准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跨机构的实验范例，但最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为馆藏进行编目的过程中开发了各自不同的描述策略。通过对标准类型的定义和分类，通过对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描述标准(descriptive standards)产生的历史性的概要回顾，对在资源描述实践更为经济的这个目标以及目前面临的挑战的考量，他们认为根据资料类型(material type)而不是通过隶属的机构(community affiliation)采用数据内容标准(data content standards)，能够让文化遗产社区(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的数据互操作能力更为强大[28]。为了促进图书馆、美术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中图像信息的整合，Shirley Lim等研究了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alleries，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GLAM)中图像元数据的异构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互操作元数据标准[29]。
2005年，埃默里大学图书馆的元学术创始计划(The Meta Scholar Initiative of Emory University Libraries)与南部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Culture)、亚特兰大历史中心(The Atlanta History Center)与佐治亚名人堂音乐厅(The Georgia Music Hall of Fame)一起得到了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的资助，其任务是设计一个新的LAMs合作模型。他们设计的项目名称叫做“社会变革中的音乐”(Music of Social Change，MOSC)，该项目采用OAIPMH(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去弥合LAMs采用广泛的不同的元数据标准和实践。Eulalia Roel重点介绍了采用OAI-PMH让来自不同文化机构的元数据同时最大化程度出现(exposure)的独特优势[30]。
(3)关于LAMs数字资源整合技术的研究
Gerald Jaschke等人描述了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向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ies)不断融合过程中创造的信息技术支撑需求以及效果，他们构建了一个通用的信息可视化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信息模型、可视化模型、信息可视化功能)，该系统模型的实现能够有效地为信息空间的可视化提供技术支撑，让可视化对象与信息用户联系在一起[31]。Summers等人探讨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对关联数据(linked data)感兴趣的原因以及能够让关联数据发挥作用的地方，并且通过来自网络的实例，为文化遗产机构描述了一些实用的方法去实现关联数据的目标[32]。Katherine V Timms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在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之间创建集成描述系统的可能方案进行了探索，这些方案包括联邦系统、元数据聚合系统、馆藏描述方法以及各种混合动力系统，他认为这些方案能够通过对元数据的管理和控制实现[33]。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国际标准工作方面，ICOM/CIDOC(the Comité International pour la Docu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设计出了CIDOC概念参考模型(CIDOC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CIDOC CRM)。CIDOC CRM是一个面向对象的领域本体，用来交换丰富但异构的来自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文化遗产信息。Tony Gill介绍了CIDOC CRM的目标、范围、结构以及历史，并且勾画了如何利用它去创建一个全球文化语义网[34]。2013年，Maliheh Farrokhnia等借助基于本体的CIDOC CRM语义概念模型抓取异构知识源，通过语义描述将它们关联起来，以展示在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中更为有效的信息整合方式[35]。同年，Antonio Laurindo dos SANTOS NETO等人通过巴西作家Machado de Assis及其作品这一实例，阐明了关联开放数据技术对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的馆藏的互操作机制。他们利用多种词汇来互联数据，并以资源描述框架(RDF)的形式对这些链接进行表征。他们认为，利用关联数据原理来整合数据是可能的，建议信息专业人员充分利用这一潜在优势，挖掘这些技术新的应用，以将这种互操作性扩大到网络上的数据之间[36]。
(4)对LAMs数字资源整合具体项目的介绍
早在1999年的博物馆与网络会议(Museums and the Web)上，Neil Beagrie就介绍了由英国高等教育基金理事会投资的“艺术和人文数据服务”项目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概况，包括其提供考古学、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分布式资源数字服务和资源整合的情况，这为LAMs进行数字资源整合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37]。2002年，Robin Yeates介绍了COVAX(Contemporary Culture Virtual Archive in XML)项目的情况，该项目采用XML构建“中间件”，能够通过网络一站式检索保存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资源[38]。2005年第11届专业信息资源会议(Conference on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s)上，丹麦文叙瑟尔(Vendsyssel)历史博物馆、历史档案馆的图书馆员、时任国际图联家谱及方志部门(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Section)的秘书Ruth Hedegaard介绍了NOKS项目情况，NOKS是一个整合了丹麦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数字资源的数据库，其资源存量在不断增加[39]。2009年，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馆员Jon Purday发表在著名期刊Electronic Library上的《认识文化：Europeana.eu从概念到构建》(Think culture：Europeana.eu from concept to construction)一文，从政治角度看该项目的意义，介绍了Europeana.eu的服务理念和制度建设，阐述用户需求对于促成这个项目的作用，并对元数据体系和对象模式的构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展望了这个项目的服务可行性[40]。Tedd概述了由CyMAL(即威尔士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创建的威尔士人民馆藏(People's Collection Wales)的发展历程[41]。
2009年，OCLC在其网页上公布了一项名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协作》(Library，Archive and Museum Collaboration)的调查。这是一项针对深化与变革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合作的激励机制和战略发展的调查。史密森学会、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与RLG的专家召开研讨会。调查报告《超越LAMs的各自仓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的合作》综合了这五个机构的宝贵实践经验，提出了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收藏、管理和共享建议[42]。Thomas Kirchhoff等人详细介绍了整合了德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文化遗产一站式获取入口BAMP(Libraries Archives Museums Portal)，介绍了实现BAMP数字资源整合的技术支持：在项目初期，BAMP系统内部的元数据标准是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CMES)，Europeana出现之后，BAMP将基于概念本体的概念参考模型CIDOC CRM作为数据描述的基础。[43][44]
(5)关于LAMs数字资源整合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的研究
2007年，Emily Hudson和Andrew Kenyon通过对澳大利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的馆藏资源数字化的实证研究表明，版权法影响哪些资料的数字化，如何去获得这些资料。他们认为版权法对数字化实践与数字化获取(数字内容的公共可用性)影响显著，尤其是对视听材料和孤儿作品的数字化，因此，对著作权例外(copyright exceptions)和新的集体许可(collective licensing)模型的不断关注与争论是很有必要的[45]。2008年，国际图联(IFLA)发布了名为《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趋势》的报告，该报告表明，随着LAMs合作项目的日益增多，日趋显著的收益和风险也随之而来[46]。Christopher Walker等认为，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存在四种类型的风险，包括战略风险、能力风险、相容性风险以及授信风险，风险来源于体制的相互依赖性、创新性以及复杂性[47]。在一站式获取需求不断增加，LAMs被提议整合的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印度学者Dinesh Katre首先强调了关注推动与阻碍LAMs融合因素的必要性，然后他分析了印度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数字化方面的差距，并提出了一项针对性措施以弥合这种差距[48]。Pile Pruulmann-Vengerfeldt等人分析了博物馆、档案馆等记忆机构(memory institutions)以及用户在创建、存储以及利用数字遗产过程中面临的挑战[49]。
(6)关于LAMs数字资源整合发展趋势的研究
早在2000年，俄罗斯的Leonid A Kuibyshev和Nadezhda V Brakke就认为不同文化遗产保存机构信息整合存在共同开发语言软件、博物图书馆信息化以及国际数字文化遗产信息整合等三大趋势[50]。2004年，迪勒夫科和戈得里布在《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合作发展：历史、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建议博物馆和图书馆提供一个饶有趣味的、有教育功能的环境，并整合各种信息媒介[51]。2004年，Sidsel Hindal等论述了挪威数字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战略，其中在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面的战略是：建立统一的标准，继续发展网络文化，加强合作，建立国际交流项目等[52]。2008年，IFLA发布报告指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而三馆的合作方式多为进行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最终目标是促使所有用户更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文化信息资源[53]。2012年，Jennifer Novia在《LAM合作：动力及趋势》一文中概述了近年来LAMs合作的趋势，他认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产品以及服务质量，推动了文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以及信息服务的创新，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信息内容的共建共享，LAM在应用软件的开发以及技术标准等方面应该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