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内研究现状
1.2.2.1 相关著作研究状况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涌现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通过文献调研，笔者发现鲜有专门论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专著，但以公共文化服务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不少，主要有曹爱军、杨平著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55]，李建盛等主编的《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惠民工程建设》[56]，陈瑶主编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57]，林敏娟著的《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营企业角色》[58]，孙浩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研究》[59]，戴言主编的《制度建设与浙江公共文化服务》[60]，王全吉等编的《浙江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61]，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编写的《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指数(蓝皮书)》[62]，孙逊主编的《2012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63]，于群等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64]，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编的《2013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等[65]，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2013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分设“总报告”“全景观察”“理论与政策”“部门报告”“区域报告”“国际经验”“个案研究”“统计与评估”及“大事记”栏目，聚焦近年来中国公共文化事业引人注目的发展，反映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年度进展，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加强文化建设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措施建议[66]。
1.2.2.2 论文研究情况
为了全面掌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的研究状况，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字段，首先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美术馆”“文化站”“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群众艺术馆”“馆际合作”等主题词与“资源整合”进行组配检索，然后再以“公共数字文化”“公益性数字文化”等主题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由于检索结果不多，笔者对每一次检索结果都通过人工筛选的方式筛选出符合本文相关研究主题的文献，其年代分布如图1.1所示。
图1.1 国内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相关论文的年度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检索结果。
从图1.1可以看出，我国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面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相关研究成果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2012年的研究成果首次超过了10篇，达到了15篇，此后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不减，2015年发表的文献数量达到了最高峰。
我国全国性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实践开始于2002年，第二年就出现了我国第一篇研究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资源整合的论文，该文认为，我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禁锢了内容基础结构的建设，即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多头服务体系阻碍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为了求得共同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者的资源必须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67]。此后，伴随着我国推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研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字资源整合的文章多了起来。概括起来，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发展现状、整合的技术标准、整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等几个方面。
(1)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新的信息环境下，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资源整合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入且广泛的探讨。李金海等人认为，在历史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这三馆是保存与传递人类知识信息的机构，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8]。进入网络信息社会以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在概念内涵、基本职能、经费来源、服务方式、自动化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类似的性质，只有加强合作，它们才可以进行经验以及资源的交流分享，共同迎战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的风险[69][70]。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面的满意率不高，需要进一步整合各类数字文化资源，提供统一的检索入口和平台，社会公众高度期待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数字化服务能够融合[71][72][73]。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者资源整合具有基础优势、目标优势、配置优势和前景优势[74]；在共同利益、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资源共建共享以及社会教育、知识信息服务等领域存在诸多共同之处[75][76]；在社会功能、工作流程和服务模式、技术保障、标准构建等方面存在合作的可行性[77][78]。
(2)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发展现状
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机构成功开展资源合作共建共享的保障因素。莫振轩对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总结，认为日本的合作模式呈现出集中发展的特点，美国的合作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英国则成立了相关的理事会整合全国的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图书馆[79]。胡唐明等阐述了国内外的公益数字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模式的不同与相同之处，认为我国公益数字文化建设需要完善政策法规支撑体系[80]。肖希明和张芳源对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合作保存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外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开展了数字文化资源的合作保存，从资源保存的维度上看，存在“分散存储-集中整合”“集中管理-集中存储”“集中指导-分布存储”等几种模式[81]。邵燕和石慧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益性数字文化建设相关实践进行了全面调研，总结分析了其建设理念、服务模式和制度化管理经验，比较了不同国家在公益性数字文化建设方面的特点[82]。秦雪平阐述了世界数字图书馆整合世界各国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的巨大作用，在她看来，WDL的成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效的资源组织机制、技术实现机制、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83]。魏青山等提出建立“陕西省三馆整合委员会”模式，利用一站式检索方式整合陕西省三馆特色数字资源，通过数字资源授权方式解决好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整体提升陕西公共文化服务水平[84]。陈露论述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现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剖析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现有模式，阐述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85]。韩文靓探讨了国内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种典藏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化项目建设状况，并总结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化服务的发展趋势[86]。
(3)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技术与标准
文化机构的数字资源整合离不开信息技术以及相关标准的支撑，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诸多探索。陈顺从设计、建设、取得的成果和提供的服务等方面介绍了福建省图书馆构建的基于云计算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技术支撑平台[87]。陈黄焱和郑智明介绍了福建省运用云计算的新型模型和基础架构等相关技术支撑情况，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和应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88]。FRBR相关理念以及内容框架被刘孝文等应用到由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图书馆资源整合所构成的宏观资源体系中，他们阐释了基于FRBR模式的图书、档案、文物资源整合的可行性[89]。李小冰提出将都柏林核心数据(DC)作为我国中文元数据格式统一模型应用[90]。郑燃等提出采用关联数据技术来整合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资源[91]。王雪芬等人探讨了云计算环境下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及其意义，并在结合CALIS、ALISA在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华文化资源云平台的构建方式与架构模型，并从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中华文化资源整合平台实现的基本保障[92]。
(4)整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
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存在着诸多问题，有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郑燃、李晶认为，我国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包括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格式、载体、管理方式以及馆藏发展政策欠缺协调，提出建立跨机构的协调委员会等针对性举措[93]。刘小瑛认为，我国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专业综合性人才缺乏，数字资源整合项目经费不足，隶属不同文化部门、各不相同的馆藏发展政策，异构系统数字资源集成整合、互操作与数据共享问题，著作权问题，合作机制问题，以及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等方面[94]。单肖娟认为，我国基层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中，存在部分地区网络普及率低，导致网络发放数字资源十分困难、基层地区电子书平台和国家图书馆的平台不统一影响资源的发布、部分省区网络访问很慢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95]。郝世博和朱学芳针对目前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者数字化协作过程中缺乏可信监督机制的现状，引入信任管理机制，构建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可信监督体系[96]。赵生辉等人认为，体制协调障碍是实现我国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三馆数字资源(数字社会记忆资源)整合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个问题，他们构建了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机制的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战略框架模型，并探讨了其技术实现的思路[97]。董凌轩等从技术、管理、人员和法律四个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化融合服务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化融合服务的流程构建了信息安全管理框架[98]。吕鸿针认为，在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过程当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存在重复浪费、交叉管理，前期保护工作不到位、后续工作还有待加强等多种问题，他建设性地提出了建立三馆协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整合机制，从而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共享程度更高，共享范围更广[99]。毛凌翔等认为，图书、博物以及档案信息整合中，必须首先考虑电子数据质量问题，他们探讨了信息服务中涉及的电子数据质量的管理问题，并且提出了增强电子数据质量管理的针对性举措[100]。赵生辉等针对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复杂的隶属关系阻碍了三馆资源整合背景，提出了达到一体化整合目标的同时可以兼顾三方利益的D-LAM战略框架，并分析了实施该框架的若干策略[101]。
此外，也有学者将其他理论引入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当中，如肖希明等将信息生态理论应用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领域，认为信息生态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