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十多年前，因为我那本现在看来有点糟糕的《道义逻辑》，我得以从广州社科院调到华南师范大学，成为专职的逻辑教师。十多年来，主要的课程是讲授西方逻辑史，后来又连续讲授模态逻辑多年。
这样的教学经历，总是把对逻辑的思考和对逻辑史的思考连接在一起。而这样连接的结果，一是弄出来一本讨论必然、蕴涵、世界和关系的书，另一个就是眼下的这本书。这本书的着眼点有些奇怪，模态逻辑会和实用主义哲学有什么关联呢？实用主义是缘起美国的一种哲学思潮，而模态逻辑则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产物，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搭界的地方。
熟悉逻辑史的人大都知道，逻辑学的现代发展受数学的影响远超过受哲学的影响，逻辑和哲学似乎是两个平行发展的学科。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往往不是逻辑受哲学的影响产生变革，而是相反，逻辑学的革新常常造就哲学的更新。分析哲学就是很好的例子，现代逻辑的兴起才使得分析哲学成为可能。
在逻辑史上，英国人布尔（George Boole，1851—1864）最先给出了逻辑的现代解释，他不仅构造了逻辑代数系统，而且十分明白地对系统给出了以下两种现代解释，一种现代解释是类演算，另一种现代解释是命题演算。
在类演算的解释中，布尔使用符号1 和0 分别表示全类和空类。这两种符号最初来自他的概率论，在布尔概率论中，1 表示任何事件出现的所有概率之和，0 表示不可能性。他还将乘和加的运算分别看作合取和析取，并论证了它们也满足布尔给出的公理。
在命题演算的解释中，布尔令X、Y、Z 等代表命题，并假定命题只能接受真和假两种可能情况。1 表示真，0 表示假，XY表示X 与Y 的合取，即“X 并且Y”；X+Y 表示不相容的析取，即“X 或Y，但不同真”；1-Y 表示Y 的否定。根据这种解释，X 为真，记为X=1；X 为假，记为X=0。X 真且Y 假，记作X（1-Y）=0；X 真且Y 真，记作XY=1。因此，复合命题的真假就可以通过布尔演算由它的支命题的真假唯一决定，这应该是现代逻辑使用的真值表方法的最初表述。
使用布尔的方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便对逻辑这门学科有了更精确的理解。用一位数学家的评论，布尔把逻辑学这条泥鳅的头紧紧抓住，使它固定，不再像以前那样游来滑去。从此，人们再也不能随意地定义逻辑，把逻辑看作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东西。
接续布尔的工作，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等人完成了逻辑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现代逻辑开始以全新的面貌代替了传统逻辑。在现代逻辑产生的时候，我们接着看到的是以这种逻辑为工具而出现的分析哲学，即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有趣的是，差不多和上述哲学出现同样的时期，也出现了美国人称之为本土哲学的实用主义哲学。
我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趣，纯属偶然所致。2004年和2007年，美国著名的女逻辑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1945—）先后两次访问华南师大。苏珊·哈克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和她的两度接触，虽然因为英语功底不强，很难和她作思想的交流，但她深厚的逻辑和哲学素养却给人直接而又深刻的印象。她没有给我们学生讲实用主义，但赠送我多本她撰写的各类著作，她主编的《实用主义经典文选》自然引起我的关注，实用主义哲学由此进入我的视野。正是因为和苏珊·哈克的接触，引发了我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思考，这些思考最后表现为与实用主义相关的两篇论文，一篇是《范畴本体和皮尔斯范畴三分理论》，另一篇是《实用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法律和逻辑》，后一篇是解读苏珊·哈克一篇长文《法律中的逻辑》的结果。因为实用主义概念源自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自然，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让我对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有所了解。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权力和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的时代，皮尔斯按这两个标准应该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我记得在一本讨论大学教育的书中提到皮尔斯，是作为反面的不值得效仿的人物提到的，[1]正像我们在这里提到戈尔巴乔夫，提到蒋介石，提到汪精卫这样的人物一样，他们都是失败的、反动的、卖国的，因而是丧失话语权的。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引起我对皮尔斯的兴趣，并力图对他原创的实用主义概念有更精细的了解。
一面弄逻辑史和模态逻辑，一面理解实用主义概念，一个有点让人惊异的结果呈现在我面前，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验证。
逻辑史著作在讨论皮尔斯的时候，皮尔斯经常被描述为关系逻辑的创始人[2]，但皮尔斯的存在图表EGs 表明，他实际上在其中的Gamma 图表中讨论了模态，早于C.I.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进行了模态逻辑或内涵逻辑的实验[3]。而模态逻辑在追寻它的起源的时候，C.I.刘易斯无疑是模态逻辑的创始人，但C.I.刘易斯通常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古典的实用主义者。很难说是一种巧合，C.I.刘易斯之后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著名逻辑学家W.V.O.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用苏珊·哈克的描述：
中间一代的实用主义者，像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1901—1979）现在因某种原因而被忽视了，更为经常地把蒯因——继C.I.刘易斯之后任埃德加·皮尔斯讲座教授——看作是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4]
蒯因自己说得更加激进，他认为卡尔纳普和C.I.刘易斯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分析和综合的想象的分界线上中止了，而通过抛弃这条分界线，蒯因支持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5]在这个意义上，蒯因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这几个在逻辑史上享有盛名的逻辑学家，在涉及有关模态逻辑的讨论中都各有建树，他们竟然都被称作是实用主义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古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模态逻辑的建构有某种关联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开始了探究，本书的基本思路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因为实用主义的门派数不胜数，用英国实用主义者席勒（Scott Schiller，1864—1937）的话说，有多少个实用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实用主义。或者如苏珊·哈克用调侃式的笑话所表明的：实用主义的传承宛如一列从前到后传递信息的士兵，第一个士兵向第二个士兵说：我们将向前推进。但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话语则变成了：送三个和四个便士，我们将去参加一个舞会。[6]
在一本讨论实用主义哲学和模态逻辑的小书中，不可能全面讨论那数不胜数的实用主义派别，也不可能全面讨论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群落的模态逻辑。我将把论述主要集中在古典实用主义和模态基本理论的范围之内，更明确地说，我将集中讨论皮尔斯、C.I.刘易斯和蒯因这三个人的实用主义，并探究他们有关模态逻辑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注释】
[1]参见刘永主编：《哥伦比亚大学的魅力》，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2]参见威廉·涅尔、玛莎·涅尔著，张家龙译：《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46页。
[3]参见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尚新建副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4]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5]参见蒯因著，陈启伟等译：《从逻辑的观点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6]参见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尚新建副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