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以科学为背景的自然主义哲学
自现代逻辑诞生之后，整个20世纪的英美哲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英美哲学，呈现出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哲学一定是以科学为背景，而这里的科学一定要包括现代逻辑。英美哲学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甚至是神学、道德伦理层面的哲学问题，等等，都要和科学以及现代逻辑紧密相连。这是一个信仰科学、崇尚逻辑的世纪。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蒯因，是这个科学世纪中的典范代表。
1.2.1 蒯因的科学概念
蒯因漫长的一生，几乎纵贯了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60 多年的学术生涯，成就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系统哲学的总体哲学观。这种总体哲学观以自然主义为主线，在逻辑领域表现为外延主义，在认识论领域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本体论上表现为物理主义。谈论蒯因的哲学，我们可以把蒯因称作“自然主义者”，也可以称他为“外延主义者”。我们也可以称蒯因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还有一个和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称号，我们可以称他为“物理主义者”。
作为自然主义者，蒯因接受以下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不存在成功的第一哲学——那就是说，在科学之外，并不存在经验的或者在先的基础，依据这样的基础，科学才能够得到证实或者是进行理性地重构。第二个主张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存在，并且我们如何才知道什么东西存在，只有科学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说，科学是什么东西得以存在的测度标准（本体论），科学也是我们如何得知其存在的测度标准（认识论）。由此，我们又获得一个进一步的主张，当前最好的科学，精心构造了一个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也构造了一个经验主义的认识论。[1]
这段引文告诉我们，自然主义者的蒯因，他的理论背景就是科学。蒯因的整个哲学立场，完全建立在他对科学的信仰之中。因此，我们要理解蒯因心目中的自然，理解他在哲学上的自然主义立场，首先需要对科学的概念予以适当的界定。
蒯因作为信仰的“科学”概念，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和英文中的“普通知识”（ordinary knowledge）概念和常识（common sense）概念很接近，但又不同于这些普通的日常的概念。而且，蒯因有关科学的理解，本来就和这些日常普通知识的理解紧密联系着。蒯因的自然主义，没有严格地界定“科学”概念，他是依据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一般常识来说明“科学”这个基本概念的。科学是我们对这些常识不断补充和完善的结果，科学是我们吸收人类共同体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结果。
我们从古老的自然哲学中，吸取如同母乳般的养分。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既追随那些普遍流行的文献，我们也不断地补充依据我们自己的观察获得的东西，由此，我们对世间的万物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增长和渐变中的一种：我们不割断过去，我们也不去获取在类别上不同于孩童和普通人那种模糊标准的，有关证据和实在的标准。科学不是常识的替代物，但是，科学是常识的延展。[2]
自然主义哲学所信赖的科学，就是蒯因所说的：科学是常识的延展。当我们把这种常识的延展看作是科学的时候，科学和常识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家构建的科学理论，它和普通常识在语言上的差别。常识是用自然语言来表述的，它用自然语言来表述那些获得的常识，它也用自然语言来表述获得这些常识的那些证据和观察。科学也使用语言，但它所使用的语言更精确，它用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达科学所获得的结论，并且，它也用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和观察。科学为自己设定的一般任务是，实在何以真正地被表述为某种结构。这就是说，科学的一般任务是这样一种任务，它要把实在的结构描述为不同于一种或者另一种传统语言的结构，这里的传统语言指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然语言。而这里对实在结构进行描述所运用的科学语言，就一定是不同于自然语言的语言。蒯因把实在看作是独立于语言的东西，依据这样一种本体论，科学家使用更精确的语言来刻画实在，那就是延续对常识的传统语言描述，这样一种使用更精确语言对实在的描述，就避免和减弱了传统语言描述实在时所具有的粗糙浅显的特征。
遵照蒯因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科学理论和常识的证据标准并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常识之延续的科学，并不需要另外的证据标准，但它对证据和结论的用法却是系统的，并且是更为周详仔细的。科学语言的使用，使得运用这种语言所获得的证据和结论会更为系统，更为周详仔细。但这样的解释，会产生以下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关于结论和证据合理性程度差别的疑问，这个疑问产生于如下条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话语，不管是传统语言的话语还是科学语言的话语，都看作是对于外部刺激的反映，那么，某个人对于某个世界的投射，他就是一种外部刺激，他可以转换成使用某个语言而形成的结论和证据。同样的条件可以使用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么，在同样条件下，这另一个人对于同一个世界的投射，他也是一种外部刺激，他同样可以转换成使用某个语言而形成的结论和证据。于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就产生了。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使用某个语言所转换成的结论和证据更为健全合理呢？这就是我们关于使用不同语言形成的结论和证据强弱的第一个疑问。由这个疑问，自然就派生出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科学获得的证据和结论（这常称之为科学理论）比普通人获得的证据和结论（常称之为常识和知识）更为健全合理呢？
除上述问题和其派生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疑问。
如果我们把“实在”和“证据”这两个词项的含义归因于一种理解：人们在把这些词项应用于古老常识中所获得的理解，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科学的假设弃之一旁？蒯因在他后面的论述中，首先回答的是第一个问题及其派生问题，然后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蒯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告诉我们，他心目中的科学指的是什么。那就是，科学家获得的系统结论构成科学，普通人获得的日常结论形成常识，但这两者在证据意义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这就是蒯因强调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科学的假设弃之一旁。因为科学本来就是常识的继续和延展，科学家所使用的证据和普通人所使用的证据，除了科学家更为小心谨慎地获得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科学家对常识的扩展，不是对证据标准予以修正后的扩展，他们只是在证据的收集和使用上，在考察证据和结论的关系方面，表现得更为耐心和系统而已。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自然派生的问题，为什么科学获得的证据和结论比普通人获得的证据和结论更为健全合理。用蒯因的语言，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科学如何能够走在常识的前面？
科学如何能够走在常识的前面，用一个词来给出答案，那就是“系统”。科学家把系统引入到他对证据的探索和考察之中，而系统则规定科学家的假设本身：在整个理论建构中，最有助于产生简单性的假设是最受欢迎的。一旦我们从假设中推演出论断，这些论断反过来就附属于证据学科；但是，处于假设阶段的那些假设，他们仅仅是出于系统简单性的考虑才被引进的。在此范围内，简单性本身——在这个难解词项的某种意义上——也被看作为一类证据；科学家们的确总是想把两个假设中那个更为简单的假设，看作是不仅更可爱，而且更合适。然而，这并没有假定，我们最后发现了一类证据，它对于科学是可接受的，而对于常识，它却是陌生的。相反，对看起来更为简单的假设具有某种偏爱，这正是科学所具有的普通习惯。对系统简单性的寻求，似乎特别体现科学的精神，这恰恰是因为，科学正是由此而被产生出来。[3]
科学家创建的科学不过是常识的继续和延展，它从简单性假设出发构成理论系统来和常识相区别，这就是蒯因关于科学的基本观念。这一基本科学观念在其哲学意义上，为蒯因的自然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而蒯因采用自然主义的哲学立场，就其哲学根源而言，一是来自于杜威，一是来自于维也纳学派的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正像我们在前述引文中所说的，用当时最好的科学所构造的本体论，就是纽拉特等人主张的物理主义。因此，我们首先以纽拉特物理主义立场为例，来说明蒯因的自然主义哲学。
蒯因在阐释他的自然主义哲学时，引用得最多的一个比喻，是纽拉特想象的海洋中的航船隐喻。蒯因在其《语词与对象》的扉页、正文和他众多的论文以及著作中，很多次使用纽拉特的这一隐喻。曾经和蒯因做过共同研究的福勒斯达尔（Dagfinn Follesdal，1932—）在其《自然主义和伦理学》一书中，这样评价蒯因：
纽拉特关于航船的隐喻，即《语词与对象》一书扉页中的格言，可以视为蒯因整个哲学的格言。[4]
蒯因的整个哲学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它以科学为背景，但在科学产生之前只是常识——不成系统的常识，蒯因常用“知识”来表示这种常识。所以，在对蒯因的科学概念予以上述阐释之后，对科学之前的常识，即自然发展起来的“知识”理出某个线索是必要的。
1.2.2 导向自然主义哲学的简要线索
蒯因的自然主义对知识的关注，表现出其自然主义哲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这可以表达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问题：我们，也许还要包括动物，在应对外部刺激的时候，我们应该概括出一些什么东西？
第二个问题：进一步，我们依据这些概括对这些刺激做出什么反应？
第三个问题：如何能够辨别我们的概括和反应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一条如蒯因所言的从刺激到科学的历程，他在其《往昔岁月》一文中，极其简练地勾勒出这一历程。正是人类对这类问题的思考，把外部世界对人的刺激转向人类自身，那就是寻求有关知识的知识。由此而出现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那句有名的格言：“知道你自己。”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承袭了这一传统，我们何以能够知道自己？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并且使用了一个著名的语词：观念。因为我们生来就有一种理解观念的能力，在使用这个观念的同时，柏拉图也容纳了另一个著名的语词：观察。我们的身体，因为具有体验外部世界的官能，自然就能够对外部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观察。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用他的三段论理论，把我们关于知识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而他关于自然的论述则使得自然的历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知识本身比有关知识的知识进展得更快，随后，欧几里得几何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代人甚至可以使用数学和观察近似地计算出地球的尺寸。
知识的进展并非是一路顺畅的，这如同大江大河的流淌，总会有几波几折甚至停滞不前，知识也有停滞不前的时期。当探究的传统遭遇到神话和神秘主义侵扰的时候，知识也会出现后退和藏匿，连知识都可能处在后退和藏匿的境况，有关知识的知识，自然就更被搁置起来，这个时期常被称之为欧洲历史上延续1000 多年的中世纪。
知识在中世纪的停滞到13世纪末年得以打破，英国人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再一次倡导由柏拉图所容纳的“观察”。罗吉尔·培根还把观察提升到实验的层次，除了自然状态的观察，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还可以构想和实施可控条件下的观察，这就是实验。
于是知识以科学的形式加快了它的前进步伐，如同我们在阐述蒯因科学概念时所表明的，科学是常识或者知识的延续，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科学”这样的知识形态很快就成为了主流。由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科学在16世纪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而牛顿为科学奠定的基础，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光明。从此，科学到处开花结果，甚至是神秘主义的宗教，也要为其神谕和教规披上科学的外衣。
以科学名义来称谓的知识在突飞猛进，有关知识的知识，人们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继续跟随蒯因的脚步，来看这个有关知识的知识是如何演化的。
紧跟着伽利略的工作，也是一位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把柏拉图容纳的语词“观念”颠倒过来使用。柏拉图把观念看作是形式，看作是先验的实在范型，物质世界的东西仅是其不完善的摹本。霍布斯同样使用“观念”这个语词，但他却把观念建立在人的感觉之上，而感觉则是物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后获得的结果。物质世界刺激人们的感官，这形成感觉；人的思考把感觉予以组合，这形成观念。这里，柏拉图“观念”中的先验消失了，对霍布斯而言，观念不过是人们把握物质实在的一个对感觉予以组合性的尝试而已。
和霍布斯同时代，但比其年长的笛卡儿，依然是缠住柏拉图的这个“观念”不放。他似乎是整合了柏拉图和霍布斯有关“观念”的两种理解，他既承认柏拉图的先验观念，也认同物质世界的优先性，这就是笛卡儿著名的心身二元论哲学。就其观念倾向而言，笛卡儿是一位数学家，笛卡儿对观念的理解依然是柏拉图式的。
对观念这一语词的执着，继续影响着笛卡儿之后的欧洲哲学家。作为英国经验论哲学代表人物的三个英国人：洛克、贝格莱和休谟（David HumeE，1711—1776），他们都一致同意：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知识，都是基于感觉印象之上的观念的编织物。这种对观念的执着，蒯因指责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蒯因从18世纪末的语言学家霍恩·图克（Horne Tooke）那里发现，飘浮在心灵之中的观念，它是如此的飘忽不定；而观念所依据的“感觉”，那是属于个体感官的附着物，更是难以捉摸。因此，以如此飘渺不定的对象作为知识的基础，自然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诉求，我们需要更坚实的东西作为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1786年，在图克《纯粹的转向》一书中已经预见到了。
我只希望你用心再读一遍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看一看下述情形：如果你在他凡是假定观念构成的地方，都用词项的构成等等来替换，那位不朽的作者已经正确地断定的所有东西是否不会被认为是同样的真实和清楚……洛克先生的《人类理解论》的最伟大的部分。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与他所谓的观念的抽象、复杂性、概括化等等相关的部分，确实只与语言有关。[5]
由此，我们在寻求有关知识的知识时，从对观念的关注，转向为对语言的关注。从对语言的关注，引向对语言意义的关注，这里的语言意义非常类似于柏拉图的观念，但观念存留于心灵之中，语言意义的载体则显然还是语言。蒯因认为，这一转向的实质性进展是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那里开始的。边沁对语境定义的欣赏，开创了一个理解知识的新时代，把一个句子看作是最重要的意义载体的时代。其后，则由于逻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把这个对于意义的思考不断地导向自然主义。
自边沁开始，我们原先构造观念的方式，变成了构造词项。而词项则是依据语句来解释的，这就是词项的所谓语境定义。由此，句子作为意义的首要载体，就很容易得到认可。按照蒯因的意见，边沁发现的这个语境定义，几十年之后出现在布尔的数学运算之中，而正是这个布尔的语境定义，又启发了罗素对摹状词的思考，使得罗素对单称的摹状词（τx）Fx 也采用语境定义的方法。
“G（τx）Fx”表示“∃y（Gy∧∀x（x=y≡Fx））”。
这被蒯因称为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里程碑，语境定义导致语句成为意义的主要载体。这对经验论者理解那个由外部世界对人感官刺激所构成的观念，非常具有启示意义。当我们对观念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时候，这里的观念，在语言被我们关注之后，更多地被看作是语句和语词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语言的意义作更深入的理解的时候，仅仅语境定义就不够了，我们需要比语句意义更多的东西。于是，我们对语句的关注又一次转向对语句系统的关注。
对语句系统的关注导致经验论者强化了他们对知识构成的梦想，那就是，我们可以从感觉获得的印象，这可以看作是最为简单的观念，它用词项来表示，即从简单的初始词项出发，来构建我们关于外部的世界。这在一个意义上是数学和逻辑的知识，在另一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对语句的关注转向那些称之为观察条件句的语言形式，这里的梦想结果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的物理学。这样一个对语句系统的转向，被蒯因称为经验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个时候，由经验带来的常识或者知识开始走向系统化，知识演化为科学，它们作为传递经验意义的载体尽管就某一个具体学科而言是有系统特征的，但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系需要有关知识的知识，这就导致了经验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转向方法论的一元论。用蒯因关于科学的概念，这种方法论一元论的东西属于哲学，但哲学应该属于科学。
我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甚至是科学的一部分。从最广义上说，科学是包括历史学、工程学和纯数学的一个幅度很大的连续体。……在自然科学中，有一个等级的连续统一体，从报告观察的陈述到那些反映例如量子力学或相对论的基本特征的陈述。我最终的观点是：本体论，甚至是数学和逻辑的陈述组成了这个连续统一体的延续部分。[6]
当哲学成为科学的延续体的时候，就带来经验主义的第五个里程碑，那就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对实在世界的探询，于是，我们自然地抛弃超越自然的第一哲学，抛弃有关语句的先天和后天区分的教条，进一步，抛弃有关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之说，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自然主义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