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的文化元素及其特点

古代铜镜的发展和分布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东指以中国为代表的圆板具钮镜，即铜镜背面系钮，西指以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流传较广的圆板具柄镜，即有柄镜。

固原出土的百余面汉代铜镜均系圆板具钮镜，文化元素丰富。从样态看，在汉代前后各期基本没有变化，从纹路装饰布局看，风格迥然不同。这些铜镜装饰图案内容丰富，兼动植物、天象、自然风景、几何图形、象征性图形等。植物草叶纹自然流畅，动物有虎、鸳、鹦、蜂等，种类繁多，天象纹饰日月星辰齐全，景观纹饰吸收了大自然的变化，如流水行云、惊涛巨浪等。几何图形中有方、圆、三角、波浪、菱形、多边形等，内容丰富多彩。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书体多种多样，美术字也多有表现。象征性图形惟妙惟肖，龙凤呈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纹饰纹路清晰，个性鲜明。秦汉以后神仙思想盛行，云雾缥缈的天象图形在汉代铜镜四方四神及神禽瑞兽等上面表现最为突出，从铭文内容看，有辟邪镇宅的作用。如以四乳为基点的草叶纹镜类、星云镜类、四乳四虺镜类，其共同之处是将镜背均分成四区，在四个区域凸显主体纹饰并呈对称结构布局，铜镜及钮边多为半球形（本文统称为圆形），边缘较平整，铜镜背面纹饰简单。铜镜纹饰装饰作风上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手法。如四乳草叶纹镜，四方向外各伸出一组枝叶构成镜背中区，四方四乳，每乳左右各饰有一对连叠草叶纹，并以其为中心，由外到内分内、外或内、中、外三区及边缘。铜镜冶炼技艺娴熟，镜背分成的若干装饰区域，其内容除有草叶纹镜、日光连弧纹外，还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母相忘”等祈福祥瑞的铭文。西汉后期，铜镜背面的铭文成为铜镜较为时尚的装饰，在地纹、主纹完全消失的背景下，铭文显得简洁朴素大方。如昭明连弧纹、连弧沿星云纹、日光连弧纹等铜镜，呈现出出土数量多、流行范围广、流传时间长等特点。

两汉至王莽时期，四神纹博局铜镜较为流行，这是铜镜纹饰和题材的创新，有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铭文绕铜镜钮座外一周，铭文带字样41字、47字、31字不等。除没有铭文的四神纹博局铜镜外，还出现了鸟兽纹博局镜、几何纹博局镜、简化纹博局镜等以博局镜为代表的汉代铜镜。这一时期铜镜类型较多，铜镜背面装饰内容丰富，点缀精美，铜镜边缘纹饰流畅，线条清晰，物象自然。从馆藏的各类铜镜看，镜面凹凸明显，凸镜辐射范围扩大，素宽边缘，配以浮雕连弧纹饰，画面活泼，机械构图形式简单明了，写实构图特色鲜明，人物、鸟兽、自然景观等一应趋同汉代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

从上述铜镜纹饰与铭文来看，固原博物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铜镜逐渐厚重。钮多作半球形，钮座作柿蒂形；布局突破了以纽座为中心放射式的“心对称”古样设计，出现了“轴对称”式新风格；在构图形态方面，出现了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的四分法布局形式。(https://www.daowen.com)

二是纹饰造型种类较多。从固原博物馆藏铜镜的文饰造型看，由平面逐渐发展成浮雕，以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各种瑞兽、瑞鸟分布四方作主要装饰，外缘以各种水波云纹装点，图案活泼，纹样主纹突出，底纹逐渐消失，纹饰风格厚重迤逦、严谨庄重，现实感强。

三是铭文多用较为通俗的祥语。铜镜铭文虽有省字减句的现象，通假字、省笔画及边旁字、讹字均有所见，有的在字与字之间加上文字符号“而”，并没有实际文字含义，但弥补了铭文带中布字不足的缺点，使整个铭文呈现出一种固有的韵律美。铭文字体多样，篆隶式变体，似篆似隶，篆中带隶，字体活泼，流畅秀美，圆笔中带有方笔，体现出文字书体从篆书向隶书蜕变的端倪。有的字体较为规整，与汉代铜印印文一致。铭文内容主要表达人们信仰尊崇神仙，祈求吉祥富贵和子孙繁昌的愿望，也有表达男女相思之情，渴望欢聚，祝君平安、早归的感情内容。

四是铜镜多用作陪葬品。由于古人日常使用铜镜，其习俗有“事死如事生”，生活中常用的生活用品基本都要作为陪葬品用来陪葬，因而铜镜常被用来做陪葬品。从考古挖掘的铜镜存放形式看，基本都放置在人的头部或胸侧，以示其为随身常用之物。

汉代铭文铜镜不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工艺美术价值，其图案纹饰、铭文、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等，反映和体现了汉代历史文化的雄浑大气，其艺术手法博大精深，为研究宁夏乃至西北两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了解和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民风习俗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