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撤府后无籍土著及归附移民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曾设宁夏府，两年以后才撤销。明代中期名将，曾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的王越说：“夏，即古朔方地。元置行省，国初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洪武九年，立宁夏等五卫。”[46]宁夏土著的内撤应在此明代中期的记载中有在宁夏招募士兵一事。弘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兵部覆奏：“请行巡按都御史于庆阳、延安二府并绥德延安、榆林、宁夏中卫等地方招募壮勇，宁夏、榆林各三千名，给之甲马器仗，有思充正军者，编入卫所，役止终身。从之。”[47]这说明在宁夏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民籍人口存在。关于这批土著人口的来源，《弘治宁夏新志》卷2在论述灵州守御千户所时曾提及：“洪武三年徙其民于关内，十七年以故城为河水崩陷，惟遗西南角，于故城北七里筑城。编集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属守夏卫经历司。又以来王土夷四百有奇兼调宁夏前卫宋德等六百户共为之十百户，置守御千户所，直属陕西都司。”可见宁夏地方在民人内撤之后仍有少数人口留在当地，他们和以后服工役留下的民夫一道构成当地土著人口的主体。虽然境外归附的土达被编入了卫所，但仍有被编为民籍的。
弘治十四年（1501年），刘宪、王质两人分往延绥、宁夏、陕西、甘凉四镇招募兵丁，“所募兵不限汉、土、番、夷”，“土”指土达，“番”指藏族，“夷”指回民。结果是“延绥得一万三百七十六人，宁夏得一万一千人”[48]。可见明代中期宁夏的土民已有相当的数量，这批土民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境外的归附者。《明太祖实录》记洪武四年（1871年）七月，“故元甘肃行省平章阿寒柏等至京师。先是，阿寒柏等官属兵民来降，陕西守臣以闻，诏阿寒柏与其官属四十四人入朝，其兵民留居宁夏”[49]。从其官员的人数来看，这次留在宁夏的降民不会太少，只是不知具体数字。永乐年间，由于朱棣数次亲征蒙古，使得草原上来的归附者又多了起来。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鞑官伯帖木儿等率家属自塔滩来归安置于宁夏”[50]。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朱棣遣使宁夏赏赐内附的伪国公阿滩卜及其所部军民，人数不详，但恐不在少数。[51]至七月时，鞑靶丞相昝卜等“各率所部来归，至宁夏，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朱棣派人予以赏赐”[52]。这两次内附的达人总数可能达到4万人之多，以后再也没有成规模的了。明代初年归附的蒙古降民中，有部分被安置在固原南面的开城地区。成化四年（1468年），开城发生土达满四领导的大起义，聚众达数万人之多。和龚认为这是回回起义，但文献记载中多称其为土达，应是蒙古人。今天这一区域已不存在蒙古人，其已消融在其他民族之中。
明制，西域使团商队进入嘉峪关后，须先在肃州换文登记。西域贡使只许十分之一入京朝贡，其余皆须滞留甘肃，待入京者归来一同回国。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使臣中多有在内地经商牟利，甚或入附定居者。时人指出：“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费之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值，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53]迨武宗正德中期，对西域使臣商客更为优惠，“容令各处回夷在馆四五年住歇”[54]。于是这些使臣商客“藉口粮之给，贪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肃”[55]。嘉靖七年（1528年），王琼视察平凉时，见有撒马儿罕、天方、吐鲁番、哈密等处回回自嘉靖元年（1522年）入关，至此时已居留七年。[56]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明朝廷“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57]。所谓“寄居”，就是没有获得当地户籍的居民。(https://www.daowen.com)
明代后期，宁夏北部人口急剧下降，其直接原因就是人们赖以为生的军屯经济被破坏了，军屯转化为军官和其他封建主的私产。兵丁所负担的屯粮和差役日益繁重，广大兵士不堪忍受而大量流亡，以致嘉靖时宁夏镇的人口总数仅及弘治时的69.9%，而居民户数则由弘治时的55795户降为26304户，即仅余47.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宁夏北部人口的迁移方向是宁夏南部山区。嘉靖时期，原州平虏所（今同心县豫旺镇）和白马城（在豫旺镇附近，今甘肃环县白马城）等地招募兵役民夫，“应募而入籍者，宁夏之人十则八九”。尽管宁夏镇的军官竭力抓回他们，但始终无效。因此，促成了宁夏南部人口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持续增长，固原州万历时的人口数较之嘉靖时增加了四分之三。这对当时的北方边防来说，造成了“内则实而外则虚”的危机。
明末几十年间，全国社会矛盾加剧，西北地区更遇极大灾荒，民不聊生，宁夏人口又一次急剧下降。如海城（今海原县），“人民相食，户口寥落”；隆德县，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饥，户口仅存十之一二”，以致裁并乡里，“集五里为二里”。当时宁夏是李自成农民军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固原州城和宁夏镇城的明军守将曾先后投降起义军，避免了人口大量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