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

清初，由于战争的破坏，西北地广人稀，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于是，移民屯垦、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便成了当务之急。而宁夏灌溉便利，据记载：“惟甘省之宁夏一郡，古之朔方，其地乃不毛之区，缘有黄河环绕于东南，可资其利，昔人利其形势，开渠引流以灌田亩，遂能变斥卤为沃壤，而俗以饶裕，此其所以有‘塞北江南’之称也。”^[15]“宁夏为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关，万姓资生之策莫先于此。”^[16]

顺治十二年（1655年），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夏积弊疏》中提出整顿兵饷、渠工、驿递、军训等8项改革措施，并主要依靠疏浚河道和移民屯垦两项传统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主张裁汰边军老弱，“变兵为民”，清勘荒地，授之于彼，令之于民。自吴三桂、王辅臣叛乱以来，“八年之间，兵民交困”，“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屡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运困苦者未苏”。特别是陕西、宁夏等地，“遭贼蹂躏，又运入川兵饷，民生艰苦”^[17]。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因防噶尔丹“宁夏地方最为重要”，二月，命内大臣郎谈和阿南达、硕鼎等领京营兵出驻宁夏，又派将军博霁、孙思克等参预军事，另命鄂海赴宁夏调集牲畜。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康熙到宁夏，亲征噶尔丹，对川陕总督吴赫、西安副都统阿兰台、宁夏总兵王化行等说：“往昔未尝临边，不获目睹边地之苦，今巡行至此，视沿边地方，土瘠民贫，尔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官，顿忘在昔为兵之苦，而扣克粮饷，于心何忍？”^[18]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鉴于唐徕、汉延二渠之间宜耕地尚多，遂将贺兰渠扩大延伸到宋澄堡，长达70余里，渠道上宽8丈，深5尺，灌陈俊等9堡地6.57万亩；主持兴建大清渠，灌溉宁朔等县田地10余万亩，后来又不断延长加修，随后，广开河道，厉行垦务，当时已开垦之熟地达21000余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复有大清渠不修于前，而惠农、昌润二渠继之于后，由是宁夏、宁朔、平罗三县，无不灌溉之田亩，而水泽周遍矣。^[19]

由于水利灌溉对农业乃至军需供应有着重要作用，因而朝廷不仅重视水利兴修，而且在河渠管理方面也有创新性尝试。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川陕总督年羹尧疏奏：“宁夏地方向资渠水灌溉，因渠堤日久失修，奉旨令臣相度增筑。臣亲至宁夏渠口，中为汉渠，东为秦渠，西为唐渠，而唐渠之中向东分流者则为我朝大清渠，引水溉田，不啻万顷。”^[20]雍正四年（1726年），由侍郎通智主持，清廷拨库银16万两，新开长300里、有陡口136个的惠农渠。^[21]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陕西宁夏府渠工兵部侍郎通智奏：宁夏等属修浚之大渠并六羊改渠，一切工程告竣。所有新渠、宝丰、平罗、宁夏四县田亩，均沾灌溉。定大渠名为“惠农渠”，六羊渠为“昌润渠”。^[22]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因大清、汉延、唐徕三渠淤泥填塞，日渐颓废浅窄，令通智和光禄卿史在甲勘查备料，于下年动工修补，“务令三渠坚固”。^[23]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宁夏为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关，万姓资生之策莫先于此。”由宁夏水利同知负责未竣之渠工，同时要求宁夏道鄂昌勤加督促，不时稽查，务期工程坚固，利济有资，使民田永沾膏泽。^[24]此外，著名的唐徕、汉延等古渠，也陆续得到疏浚，朝廷还对新旧水渠每年的例修规定了一套管理制度，使水利设施更好地发挥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清代是宁夏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除定期申报农业丰歉，落实赋税制度，维护租佃平衡外，朝廷还十分重视宁夏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并且在治水实践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关于修渠技术和管水经验的水利文献，如王全臣的《上抚军言渠务书》、杨应琚的《浚渠条款》和张金城的《水利志按语》等。宁夏府属地是河陇中部黄河沿线水利开发的重心，据乾隆《宁夏府志》载：“河渠为宁夏命脉，其事最要。一方利赖，万姓生资，实藉于此。”为了扩大生产，储粮备荒，巩固边防，朝廷开始在宁夏地区大力修复和扩建渠道。乾隆十九年（1754年），周克开任宁朔知县，“引河入汉延、唐来、大清三渠……两县同受其利”^[25]。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命勘丈宁夏厂地，听民垦种”。十一月，陕甘总督勒尔勤奏准修整中卫美利、长乐二渠，以及宁夏、宁朔、平罗三县之汉渠、唐渠、七星渠，灵州之秦渠、汉渠。

同时，朝廷在力役、水手、委官、颜料、封俵等方面，对水利建设、管理所需各环节做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从而保证了宁夏平原农业发展的需要。到了晚清，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自耕农流离失所，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水利设施失修和废弛，使得宁夏的农业生产发展陷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