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治水机构管理和制度保障
宁夏凭借引黄灌溉优势，自秦汉开始就在引黄灌区进行农业开发并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河渠及灌溉管理办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22]，实行重农国策。秦汉时期，朝廷对迁徙到宁夏引黄灌区的农业移民进行奖励和扶持政策，具体有拜爵、减免赋税、解决移民衣食住行困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徙内地70余万灾民到河套地区，免费提供口粮、衣物、种子和耕牛，推广耧车和“代田法”[23]，并派官员监护，解决移民的后顾之忧。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继续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东汉镇压羌族起义后，立即下令“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绎”[24]，以恢复农业生产机构。北魏时期将大量关东汉人安置在灵州境内屯垦，对原有渠道进行修缮，刁雍任薄骨律镇（今宁夏中、北部地区）镇将时，负责总领诸军、巩固边防，其上任后见“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兵人口累，率皆饥俭”[25]，深感边防稳定须先保证军粮供应，于是“引河为用”，在宁夏平原掀起了兴修水利、发展屯田的小高潮。北魏中期，孝文帝实施改革，水利建设得到加强。太和十二年（488年），“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26]。此举推动了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发展，银川平原“水受大河”“所在分裂，以灌田圃”[27]，水利灌溉扩展到银川平原黄河东岸，为“塞北江南”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唐朝将治水视为治国安邦之大计，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同时又设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28]。《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全国有灌区250余处，其中灌溉面积千顷以上的大灌区有33处，宁夏河套灌区“田畴良美，尤以耕牧”[29]，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亦为大灌区之一。唐王朝很重视在宁夏平原屯田（唐朝称屯田为营田），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巡幸灵洲，令建廨舍（屯田办事机构）开置屯田。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因兵乱、屠城、地震、叛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水利设施废坏淤浅。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统治者决定在宁夏实行屯田并对破坏的水利设施进行修复，至大元年（1308年），“宁夏设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员，参以二僧为之”[30]，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制度逐渐完善。至元元年（1264年），派河渠副使郭守敬跟随中书左丞张文谦“行视西夏河渠”，与行省郎中董文用一起对原西夏京畿中心地带五州三县即黄河东西两大引黄灌区的所有水利设施进行修复。至元三年（1266年），郭守敬开始大规模修复宁夏河渠。由于宁夏社会经济实力较弱，郭守敬治水是在宁夏平原水利设施遭受彻底破坏的基础上，以修复疏浚西夏时期主要干渠为主，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31]，又使灵州、鸣沙、应理等10条干渠和68条大小支渠“皆复其旧”，元代宁夏引黄灌溉水平相当可观。
明代，宁夏实行军事屯垦。镇守宁夏总兵官下设屯田都司，负责浚渠均徭都屯政。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宁夏设立河渠提举司（政府管理水利的专门机构），任正提举司1人、副提举司4人、吏目1人、司吏2人、典吏8人，“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并令“御史二人往理其事”。俱属部院官提督，则屯田不废，边储有积。[32]宁正、张蓥、王珣、汪文辉、张九德、崔景荣、毛鹏、焦馨等历任宁夏地方官员在治水管水方面均有建树，基层熟悉水利事务者被官府聘为督修（又称委官），拨给专项经费负责每年春浚时各渠段工程建设监督工作。
明代对渠道修疏采用捲扫的办法，规定每年冬水灌毕，11月河水冻结后用柴堆塞河口。开春时，河水融化不能流淌，乘渠道干涸时抓紧岁修。立夏放水时，将河口所堆之物决开，水就可畅流在修好的渠中。明代的岁修分为两种夫役，一种是屯田军士夫役，每岁春三月发军丁、军余（屯田士兵和在役军士的子弟）到受水所在渠修治闸坝，挑浚渠道。另一种是其他民众服民役，清明至立夏时期，“旧例每田一分，出夫一名。清明上工，立夏日工竣，共挑没一月。田半分者，挑十五日。又有零夫挑一二日者，皆计田亩分挑”。修渠所需草、椿、红柳、石灰、石材等工料一小部分由官府拨款购办，其余由民众赋役摊派，水利同知负责征集储备至各坝以备岁修之用。
清代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的水利职官，并由非水利职官进行协作的方式介入地方水利事务管理。清初宁夏设水利都司，雍正三年（1725年）改水利都司为水利同知专司水利。清代凡跨县的渠道设管理局（所）专管，不跨县的渠道由所在县管理。支渠设有渠长，负责本支渠的维修养护与灌溉，受益乡（堡）设有渠长，负责本乡（堡）的水费、坝料、民工的摧征。历任地方官吏以重视水利为己任，认为“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其事最要”[33]。王全臣、通智、杨应琚、钮廷彩等致力于渠道的开凿、维护、完善，在渠工制度和灌溉制度的改进方面都有所创新，并多次对明代旧水制——“挑浚之法”进行完善补充。清代渠道维修养护实行“民捐民修，官为督办”[34]。为杜绝权势之家串通管水官员借修水渠谋私利，水利同知派员分赴各渠段进行清查，尽革积弊，严格渠道维修规定。乾隆七年（1742年），朝廷废除地方绅士差徭的“绅衿免役”制度，解决了沿袭已久的民劳绅逸问题，使岁修负担趋于合理。乾隆十七年（1752年），宁夏巡抚杨应琚制“春浚规条十二则，堪与法守”[35]，使闸坝构筑整修、涵洞渡槽修建、夫役物料征摊等涉及渠道修浚事宜有章可依。
历朝历代一贯的重农政策，以及总结出的适合宁夏农田水利开发利用的管理制度，是宁夏引黄古灌区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