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军事边塞和战略地位

秦朝统一六国之前，宁夏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分界线。秦朝建立之后，宁夏成为中央政权京畿地区的北大门，是各民族交往、融合、冲突的重要地区，军事战略地位险要。中央政府把宁夏作为开发西北边疆的先声和试验区，设富平县（今吴忠西北）、朐衍县（今盐池北）二县，同时设神泉障（待考）、浑怀障（原陶乐西南），并派重兵驻守。^[3]戍边将士军粮和物资供应主要从东南地区耗全国民力、畜力向边地运输，“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4]，“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5]。由此可见，从内地长途运粮到西北边地，加上途中人畜口粮和饲料的消耗，送到边地所剩无几，劳民伤财，损耗严重。于是，自秦汉以来，移民实边和对西北地区进行农田水利开发建设成为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汉武帝时期，大量内地移民迁徙边塞，朝廷免费为他们提供土地、耕牛、农具、籽种等，军民就地屯垦进行农业开发，既节省了从内地转运粮食等的人力、物力和途中消耗，也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和劳役之苦，同时还使边防军费和物资供应得以就地供给，从而解决了兵源问题，保障了边地安全和稳定。两汉时期，在大规模移民屯垦开渠中，银川平原农业发达，黄河两岸的汉渠、光禄渠、七级渠、秦延渠等古渠道已基本形成，宁夏引黄灌区逐渐发展为黄河上游规模较大的灌区，是仅次于关中的西北第二水利灌溉网。^[6]银川平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开发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北魏时期，在宁夏中、北部地区设薄骨律镇（今吴忠市境）防御柔然南下侵扰。为保边塞稳定，又采取了安置少数民族降众与内地移民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政策，同时兴修水利、大兴屯田，恢复和发展农业，保障军民供应。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五月，孝文帝元宏“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次年八月，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7]。北魏政权对恢复和建设西北农田水利给予了极大关注，宁夏水利灌溉扩展到银川平原黄河东岸，“所在分裂，以灌田圃”^[8]。北周继续扩大对银川平原的农业开发，于建德三年（574年），迁内地移民2万户于河东灌区，并“置郡及县，名怀远”^[9]，以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管理。宣政元年（578年），北周灭南朝陈国（建都于今江苏南京）后，将陈国大将吴明彻及其部将强制迁徙至宁夏灵州戍边屯垦，北宋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载：“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10]他们为灵州带来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江南文化，同时也带来了江南的农作物籽种、生产工具、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为“塞北江南”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唐朝初年，唐太宗灵州盛会之后，西北边疆社会稳定，大量少数民族内附并由游牧转为农耕生产。政府要在宁夏地区开发农业巩固边防，就离不开水利工程建设。唐朝农地开发实行屯田，规定“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11]，命令边防驻兵“因隙地置营田”，以弥补军粮转运不足。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是捍御北狄的重要军事重镇，其土地沃衍，引黄灌溉便利。唐朝中期，在今中宁县境设置丰安军且耕且守，“屯田三十万以上”^[12]。经过120余年的经营与开发，宁夏引黄灌溉由银川平原南部开发至卫宁平原，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兵食完富”^[13]的西北重点屯田区。唐肃宗李亨赞叹“灵武我之关中”^[14]，并把它作为中兴唐朝的基地。

宋朝初期，统治者在西北大力兴办屯田和营田以解庞大军费开支，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建议兴复灵州唐代营田旧制，以减岁运之费，开创了宋代在宁夏屯田的先河。^[15]西夏时期的统治者意识到宁夏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和黄河之利的重要性，为保障其统治中心地区的农业生产，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引黄灌溉水利开发中，举国修渠、从严治水、发展农业，由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向农耕和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转化，使“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有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16]，是汉唐以来宁夏平原农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引黄灌溉十分发达。

元朝初年，宁夏平原水利设施遭受战乱破坏，导致“废坏淤浅”，久享盛名的“塞北江南”成为满目疮痍的荒芜之地。为了巩固北方边防，保障粮食供应，元世祖忽必烈对有河渠之利的宁夏平原实施修复水利、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前代古渠“皆复其旧”^[17]，灌溉农业得到兴复。

明代，宁夏成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为了抵御北方蒙古族部落的威胁，统治者仍在西北实行屯田，并借助引黄灌溉基础大力开发水利建设，使元末因战乱废弃的渠道逐渐得到恢复，至永乐时期出现了“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18]的局面，宁夏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明末清初，边塞战乱致水利失修，农田灌溉设施破坏严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丹途经宁夏“亲巡农野，视渠流灌溉”^[19]，指出“朔方资大河之灌注，疏渠灌田”^[20]的重要性，随令地方官员督率民众疏通河渠，对古灌区进行全面疏浚整修。经过康、雍、乾三朝对渠道的修浚与开凿，加之“水利之盛，未有如斯者也”^[21]，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农业进入鼎盛时期。

宁夏引黄古灌区作为历代王朝屯垦戍边经略的根本，维护了边疆稳定，巩固了王朝政权和疆域，成为对周边各民族有极强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和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政治军事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