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禁烟背景

18世纪末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最终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软弱，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彻底合法化。此后，由于鸦片进口数量激增，大量白银外流。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采取了所谓“以土抵洋”的政策，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土产鸦片公开抽税。鸦片国内种植的合法化，刺激了国内鸦片生产的飞速发展。

民国时期的宁夏，鸦片问题成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它与军阀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甘、宁军阀穷尽各种手段来征收鸦片税。鸦片虽给农民带来高额利益，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烟毒成瘾会破坏劳动力，以致农民卖儿卖女，最终走向贫穷，沦为乞丐。鸦片与高利贷联合扰乱了农村金融体制，彻底拖垮了农村经济。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烟，但政治早已成为军权的附属。军阀反以禁烟为幌，追加税目，增派苛捐杂税。民国时期烟土经营对甘宁地区造成了极端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宁夏地区，在经过了民国前期“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后，人民被烟亩税禁锢，罂粟遍地种植，吸食鸦片成风，流毒甚烈。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甚至超过粮食种植面积。^[1]种植越多，吸食也越多、越来越普遍，更多的人沾上了毒瘾。在宁夏，回民因其生活习俗不吸食鸦片，而多数汉民“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至无从说起”^[2]。“（宁夏）每年产烟约六百万两，出省者约三百万两，本省坐销者亦当三百万两。按查全省人口实在数目不过七八十万，除四分之一回人不吸烟外，平均每人每年吸烟五十两，当有六万人吸烟，即在汉人每九人中有一瘾君子，尤以穷人吸烟者居最多数，尚不能以五十两平均计算，大概每六、七人中有一吸烟者，方为确数。”^[3](https://www.daowen.com)

新中国建立初期，鸦片烟毒^[4]泛滥严重。烟毒蔓延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社会问题。宁夏是深受烟毒危害的省份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烟毒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发展。大量土地种植罂粟，全国烟地达到2000万亩，吸食鸦片人数达到2000万人，烟农1000万人，吸毒及制售工具的人数多达60万人。^[5]宁夏自烟毒进入以来，种植、吸食、贩卖鸦片相当严重。1950年2月27日，潘自力、邢肇棠、孙殿才在给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潘自力等关于宁夏省鸦片种植情况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明，宁夏种植鸦片现象相当严重，且带着普遍性。永宁、灵武两县种植较多，永宁县两个乡307户中即有118户种植，共种238.2亩，少者1亩，多者七八亩，有些村干部亦在种植。^[6]此外，宁夏得黄河之利，土地肥沃，自清代至民国种植鸦片成风。宁夏人民曾以种大烟“受益不浅”。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家严厉禁止鸦片的种植，但因新中国社会治理还不够完善，且特务尚存并四处造谣说“政府宽大，种大烟不要紧”等。宁夏人民刚从水深火热中脱离出来，对新中国禁烟禁毒的政策及力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遂于最近三五天内争先恐后种了许多，并有连麦带烟一起下种者”^[7]。《中共宁夏省委关于禁种大烟的决定》（1950年3月29日）明确指出：“禁种大烟是有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与发展生产的重大问题。我有些党委对人民利益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政府法令未注意认真有效的保证贯彻执行，对敌特破坏行为，缺乏高度警觉；敌特破坏分子就利用这一空隙，挑拨煽惑，破坏生产，破坏党的威信与政府法令，挑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形成春耕总是相当严重的种植大烟的现象。银川、吴忠等城市，投机商人违法高利贩卖大烟种子，永宁七区一、四两乡307户中有118户种大烟238亩。”^[8]罂粟种植普遍、吸毒人员多等原因，为宁夏的禁毒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