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治水经验和科学的工程技术
宁夏引黄灌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治水用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秦朝虽实行移民屯垦，但因立国时间短，引黄灌溉农业并未发展起来，银川平原黄河以东的军事要塞附近主要以凿井汲取地下水、用桶提水、牲畜驮水等方式进行农业灌溉，这应该是最早的移民从内地带来的农业灌溉技术。[36]“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37]，这是北地郡、安定郡最早开凿渠道年代的记载，由此推断宁夏引黄灌溉工程是在元狩三年（前120年）前后开始兴建的。[38]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汉顺帝采纳虞诩的建议，重建安定、北地、上郡三郡行政建置，恢复河套地区屯垦戍边，委派郭璜任河堤谒者前往三郡“督促徙者各归本县，缮城郭，置侯驿，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以亿计”[39]。郭璜修复城池，恢复屯种，疏浚渠道，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宁夏属安定郡和北地郡管辖，富平县（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是北地郡郡治，境内的水利设施得到整修利用，引黄灌溉逐渐恢复。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激河工程，即以船运石下沉至河中预定位置形成潜坝，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大入渠水量，使水流下，逼水入渠；激而上之，非巧不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民间称其引水
或迎水
，宁夏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多采用此法引水。
北魏时期，薄骨律镇镇将刁雍在宁夏平原开凿艾山渠，并在西河（黄河支岔）由东南向西北斜筑拦河坝一道，加大艾山渠口引水量，使“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40]。刁雍总结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节水耕种轮灌办法，使“官课常充，民亦丰赡”[41]。拦河坝引水技术更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杰出代表。
唐王朝在银川平原对北魏、北周旧有水利设施进行疏浚修整并新开了一批渠道。宁夏平原引黄灌区有薄骨律渠、特进渠、汉渠、光禄渠、七级渠（秦渠前身）五大干渠贯通南北，汉渠“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42]，支渠纵横阡陌形成自流灌溉，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出现了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开发高峰。
草土埽工（又称草土围埽）是宋代兴起的水工建筑物，既能护堤抢险，又能用于堵口，可以就地取材。两宋时期，农田灌溉实行从水渠上游向下游依次灌溉的“依番灌水”轮灌制度，草土埽工治水技术已经普遍运用，用稻草、树枝、石块卷在一起，形成埽体，遇到洪水需要堵塞决口，或渠口调节水量时使用，此法一直沿用至当下。据《元史·河渠志》记载：“至正十一年，贾鲁堵塞黄河白茅堤决口，两岸埽堤并行，作东埽者，汉人水工，征自近畿，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征自灵武。”说明宁夏草土埽工技术在元代也被应用于黄河下游的堵口复堤。元代郭守敬在宁夏治水，对前人治水经验进行革新，创新灌溉工程技术，在疏浚旧渠的基础上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建渠首进水闸保证渠道水量，建退水闸调节水流量，并采用新技术修筑了渠、堰、陂、塘、水坝、水闸和斗门等水利设施。这种可调控水量的“更立闸堰”引水技术使“旱则开闸引水入田，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43]，实现了人工灌溉由储水到控水的进步，此工程技术一直被沿用至明代中期。
明代实行封俵灌溉制，规定每年立夏开工北流，命水利官吏将上游各支渠闸口封闭，使渠水能至渠稍，渠稍百姓“得水结状以为验，名曰封水”，“俵”即“村水之时于大支渠酌留水二三分不等，曰俵水”。其自下而上依次用放头水、二水、冬水的分灌之法，使公私无所倚，以避免灌水纠纷和破坏渠道的事情发生，保证了农田有序灌溉。为适应无坝自流引水，宁夏人民创造了一整套相应的工程设施。如修筑迎水入渠的“迎水
”，为有效调节干渠水量，在迎水
以下渠段临河一面的渠堤上设置退水闸一至数处，水小则关闸，水大则开闸，使水量为人所控制，灌溉之水得以满足，多余之水泄入河中。为控制渠道所需水量在退水闸以下渠道上修建进水闸（俗称“正闸”）一座，各支渠口都设有石闸或木闸，从干渠分水，斗渠口亦设闸从支渠分水，宁夏方言称之为“渠口子”。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夏佥事汪文辉将汉延、唐徕二渠进水木闸改建为石闸，乃首创石质正闸、退水闸，提升了水利工程技术，降低了渠道岁修的人力和费用。天启二年（1622年），按察使张九德驻守灵州，为阻挡黄河吞噬灵州，从十里外修建6000余丈黄河石堤，两年半后筑成的石堤，使“向所冲淤转成腴壤”[44]。他还为秦渠修建400余丈长
，并在堤下数里建猪嘴码头，即挑水坝，使秦渠口以下20余里渠堤不受洪水侵扰，又将汉渠水引入灵州南部的巴浪湖，由巴浪湖流入清水沟，再于秦渠末端开清水沟洞，“自秦渠北岸抵洼，疏渠道三十里，泄水入河，复故田数百顷，增税额数千石”[45]，两渠经过整治重现生机。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宁夏府在青铜峡大山嘴设立报汛水尺，并建立报汛制度，定期报告水情，此为宁夏黄河报水之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在汉渠、唐徕渠之间开凿大清渠，渠口开于汉渠5里之处，引黄河水北流7里至陈俊堡，设正闸1处、退水闸3处，再向北引流70余里，尾水入唐徕渠。他采用渠夫挖方之法，清理唐徕渠沿线淤泽，在汉延渠建造魏信涵洞、王澄涵洞，改木质涵洞为石制涵洞，并对岁修不合理摊派的挑浚之法进行改革，制定了新的渠工用人之法，调动了百姓疏浚渠道的积极性，保障了渠道修整有章可依。为保证岁修质量，提高修渠效率和灌溉技术，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年）大修唐徕渠、汉延渠、大清渠时，创设12块刻着“准底”的准石，埋于各渠段渠底，兼察淤澄，每年岁修，以挑见底石为准，其法“使后来疏浚，知所则效”[46]。在清理渠道淤泥时，原由民夫挑渠取土锹转，一锹之土需数人转之方能达岸，费人费力效率极低。为提高运土功效，他改用背笼运土，“由一人背负远送，用工少而取土多，锹送费工之弊一空而洗”[47]。
雍正十二年（1734年），宁夏道观察使钮廷彩在鸣沙堡（今中宁县鸣沙镇）七星渠稍段建造石质涵洞5孔，“以通山水，上架飞槽，横渡渠流”[48]，以导渠水浇灌白马滩至张恩堡农田3万余亩。还于沙草滩下，增筑石砌正闸一座，既逼山水，又畅渠流，使大片荒地得到灌溉。
宁夏引黄灌区各干渠都是顺河方向，自上而下，次第开口，并列而行，有因此渠水位低，乘便接引其他高水位渠水来灌溉本区内高田的，则置木槽跨渠上以通疏，名曰“渡槽”或“飞槽”。为畅利排水，凡入河之排水沟，往往与渠道交叉穿引，沟被渠阻，则于渠下建洞通流，名曰“暗洞”或“芦洞”。为防止山洪对傍山渠道的危害，在山洪沟口处设置排洪闸排泄山洪，或做过沟渡槽，或做过沟涵洞来通流。这些工程设施相互配合，运用自如，显示了宁夏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
综上所述，黄河是宁夏的经济命脉，是宁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宁夏引黄灌溉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造就了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宁夏引黄古灌区灌溉工程代表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治理与保护，更加珍惜引黄古灌区、精心呵护引黄古灌区，对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吴晓红，宁夏社会科学院编审）
【注释】
[1]《宁夏农业地理》编写组：《宁夏农业地理》，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3页。
[2]（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3]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2页。
[4]（汉）班固撰：《汉书》卷64《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800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489页。
[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柴梁新石器时代墓地调查简报》，载许成主编《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43页。(https://www.daowen.com)
[7]（北齐）魏收撰：《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165页。
[8]（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3《河水三》，巴蜀书社，1985年，第86页。
[9]（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36《灵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4页。
[10]（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36《灵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11]（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
[12]（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13]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
[14]（宋）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撰：《新唐书》卷126《列传第五十一·杜暹附族子鸿渐》，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15]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0—101页。
[1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8页。
[1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世《祖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110页。
[18]《明太宗实录》卷3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1页。
[19]（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20]《清圣祖实录》卷181，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21页。
[21]（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20，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64页。
[22]（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页。
[23]吴晓红：《汉代“河南地”移民开发及安边政策考略》，《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4]（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6页。
[25]（北齐）魏收撰：《魏书》卷38《刁雍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867页。
[26]（北齐）魏收撰：《魏书》卷7《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165页。
[27]（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3《河水三》，巴蜀书社，1985年，第86页。
[2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226页。
[29]陆超：《宁夏引黄灌区流润千秋》，《中国防汛抗旱》，2019年第5期。
[3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中华书局，1976年，第502页。
[3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中华书局，1976年，第110页。
[32]《明宣宗实录》卷8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5—6页。
[33]（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8，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34]（清）那彦成撰：《朔方水利》卷24，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6页。
[35]（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8，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282页。
[36]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3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中华书局，1982年，第2911页。
[38]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39]（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7，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6页。
[40]（北齐）魏收撰：《魏书·刁雍传》卷38，中华书局，1997年，第867页。
[41]（北齐）魏收撰：《魏书·刁雍传》卷38，中华书局，1997年，第867—868页。
[42]（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43]（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卷50，四库全书本，第2页。
[44]（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19，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4页。
[45]（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19，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2页。
[46]（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20，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8页。
[47]（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20，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9页。
[48]（清）张金城修、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12，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