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变迁：从修辞格到认知方式
对隐喻的运用和关注源远流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距今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方，从公元前300年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均可以被认为是隐喻的修辞格研究阶段，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昆提利安（Quitilian）。在早期的隐喻研究中，素有贬斥派（depreciators）和赞赏派（appreciators）之分。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中多次提到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用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Metaphor is the application to the thing of name belonging to another）。亚氏的这一隐喻观点就是传承至今的“对比论”。亚氏的“对比论”观点强调隐喻的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对西方隐喻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对隐喻研究有重大贡献的是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他认为隐喻实际上是用一个词去代替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后人称他的隐喻理论为“替代论”。“对比论”和“替代论”虽有分歧，却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的：隐喻是语言现象的一种，是一种修辞格。也是从那时起，西方隐喻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理论基础得以奠定。但不管是亚氏的“对比论”还是昆氏的“替代论”，都将隐喻的功能看作对常规语言表达的“装饰”，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偏离”。
西方隐喻研究虽在此后几个世纪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扬弃，但均未能突破隐喻作为辞格研究的樊篱。至20世纪30年代，隐喻研究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渐入佳境。理查兹（I．A．Richards）于1936年发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提出了隐喻互动观。互动理论在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提出焦点（focus）、框架（frame），使其成为继“对比论”“替代论”之后“第三种最有影响的隐喻解释理论”。[50]互动论认为隐喻是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创生过程，是本体和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互动论将隐喻置于句子和言语行为中加以考察，已经突破传统修辞学静态观察的弊端，在高于语汇的层面上动态考察隐喻意义。至此，延续千年的隐喻辞格研究在西方终于示弱，隐喻研究进入语义研究阶段，也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隐喻狂热”时代提前做好了准备。随着西方符号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隐喻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入了一个多维研究的时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几乎都对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产生了兴趣，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而且都在不同领域产生了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保罗·利科（Paul Ricour）以及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
1980年，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这是和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一样具有理论创见性的研究专著。该书引发了一场新的隐喻研究变革，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将隐喻与认知规律、思想行为联系起来，提出了概念隐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绝对地突破了隐喻辞格研究的局限，也带领隐喻研究进入认知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家不再认为隐喻是“天才的专利”，隐喻是“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仅存在于语言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51]莱考夫以隐喻的概念研究作为理论的起点和认知研究的主要途径，把隐喻看作人类概念认知的主要手段，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即隐喻不是语言表达及其意义的特征，而是整个认知域的特征。“概念认知域又称作认知模型，是某个社会文化中个人或集体关于某个领域的知识在大脑表征的集合。”[52]概念隐喻涉及源域（source domain）对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跨域映射（mapping）。除了提出概念隐喻的理论突破外，莱考夫等还总结出了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等具体概念隐喻类型，并且缩小隐喻与拟人、借代等修辞格的区别，把它们也纳入隐喻思维的范畴。莱考夫和约翰逊是这一时期隐喻认知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其实看看这一阶段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便可知隐喻的认知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主要成果有：
1986年，库柏（David E．Cooper）出版了《隐喻》（Metaphor）一书，从哲学角度讨论隐喻的语义问题。
1987年，基泰（Eva F．Kittay）发表《隐喻的认知力和语言结构》（Metaphor，its Cognitive Force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从现代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讨论隐喻所涉及的有关语言学和心理学问题。
1989年，莱考夫和特纳（Mark Turner）出版了《超越冷静的理智：诗歌隐喻实用指南》（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论述诗歌隐喻的特点与理解。
1992年，英杜克亚（Bipin Indurkhya）发表《隐喻与认知》（Metaphor and Cognition），论述隐喻的认知功能。[53]
随后在1994年，杰拉德·斯蒂恩（Gerard Steen）出版了《理解文学隐喻：经验研究》（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An Empirical Approach），论述了隐喻和文学性的关系以及隐喻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的重要作用。1997年，安德鲁·戈特力（Andrew Goatly）发表的《隐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论述了语言和隐喻的深刻关系。
简要梳理西方隐喻研究主流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隐喻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研究课题，它所经历的几千年的风雨路程，是从单一的修辞研究到多维研究的路径，隐喻的身份也从单一的修辞格华丽转身，成为隐藏在人类思维中的认知方式，重新被认识、被研究。隐喻研究的变迁及其在语义认知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为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注入崭新的理论源泉。
在中国，隐喻出现得也很早。老子《道德经》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上善若水”（《老子·八章》）便是很好的例证。不管是这里所举的老子《道德经》，还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论语》《孟子》和《庄子》等其他国学典籍，均饱含了古代先哲们认知世界、探索真理隐喻式的真知灼见。黄朝阳就曾说过：“远在战国时期，百家诸子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譬的思维方法和谈辩方法，将之运用到学术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使之成为宣传思想、说服他人的重要手段。”[54]所谓“譬”就是隐喻的意思，《辞源》有曰：“以彼谕此曰譬。”中国集中探讨隐喻的专门著作出现在比西方专著更久远的年代，这主要指魏晋时期刘勰所作《文心雕龙》、宋代陈骙《文则》。刘勰无疑是我国古代隐喻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所著的《文心雕龙》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隐喻的特征、分类及功能，如《比兴》篇中归纳了“比”的工作机制：“天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则》堪比我国古代首部修辞学著作，陈骙在书中已涉及隐喻的普遍性：“《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比达其情，文之作也，无可喻乎？”《文则》一书中的隐喻研究更是明确了“隐喻”为十大比喻或“譬喻”的一种。虽然中西方对隐喻的记载出现的时间不相上下，但对隐喻的研究或者说关注走的却是不一样的道路。在中国古代，隐喻的技巧或者是隐喻的魅力更直接地体现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论道之中。“我国传统的经书、子书对隐喻一直情有独钟，由此展现出中华文明的一项特质”[55]，使其呈现出迥异于西方风格的中国特色的“隐喻之路”。
长期以来，国内隐喻研究基本上是辞格研究的重要部分，例如1923年唐钺所著《修辞格》对隐喻的研究。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陈望道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修辞学体系，奠定了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就有对古今隐喻理论的总结。在其对隐喻的定义、作用和分类等原则问题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阐述后，国内还出现了研究隐喻（比喻）的专门著作，如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和袁晖《比喻》。袁晖曾就针对隐喻（比喻）的作用指出：“使未知的东西变为已知，使抽象的事理变为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使平淡的事物变得生动。”[56]从此处可看出袁晖已意识到隐喻的认知作用，但却未能从认知的角度加以全面论述，故仍把隐喻（比喻）当作一种修辞格来看待。
与国外如火如荼的隐喻热相比，国内对隐喻认知的研究是以引进、介绍与评论为主的，主要学者有林书武、刘正光、蓝纯、王寅、赵艳芳、李国南、张敏、文旭、李福印、苏晓军、汪少华等人。据笔者所知，国内虽早在1992年的《修辞学习》[57]上就登载过刘宁生摘译的莱考夫和约翰逊合作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的相关章节，但隐喻的认知研究及其应用研究却是相对滞后和迟缓的，“我国修辞学界对隐喻的讨论仍停留在相近辞格的对比，如隐喻与明喻、隐喻与借代等的对比，以及对具体的作品语言进行修辞层次的分析”。[58]也正因为如此，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对隐喻的认知研究是2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上世纪70年代西方的隐喻热并未立即传到我国，直到20年后的90年代，介绍西方隐喻研究情况的文章才逐渐在国内刊物上出现。真正的隐喻热只是近十年的事情。”[59]尽管如此，国内修辞学界也不乏一直致力于对隐喻的创新性研究的学者，力图为隐喻研究建立一套缜密的逻辑方法和具有思辨性的学科体系。2000年束定芳《隐喻学研究》出版，首次呼吁建立“隐喻学”，书中在对西方隐喻理论进行吸收和整理的基础上，对隐喻的产生原因、工作机制和本质特征等详尽分析，注重对隐喻认知作用的阐释。[60]2001年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一书出版。此书中，刘大为借用现代语义学中的语义特征分析法，通过对认知性辞格的研究，进行了建立修辞学研究范式方面的崭新尝试，提出了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三个概念，并对这三种特征的相互关系和语义特征的存在方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归类。由此，根据是否能够接纳“不可能特征”而把辞格自然地分成“认知性辞格”和“非认知性辞格”两大类。[61]2004年胡壮麟出版了专著《认知隐喻学》，也详细考察了隐喻与认知的关系。[62]同年，张沛《隐喻的生命》出版，此书“分别从修辞学、（狭义）诗学、语言哲学及认识论-存在论哲学等四个维度入手，对隐喻的转换生成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63]中西方隐喻研究所走的道路虽然不一样，但越来越重视隐喻的认知本质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