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辩证：《红楼梦》隐喻中的辩证思想
阴阳辩证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充满智慧的哲学因子。从先秦时代开始，《易经》所代表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读书人的哲学面貌。《易经》并非仅仅是一部帮助占卦的书，它最精华的哲学奥义在于用卦的符号“--”和“—”分别代表“阴”和“阳”，象征宇宙间阴阳两性相生相克的矛盾对立的形态，用八卦象征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对立的形态，进而又衍生出六十四卦象征人事吉凶方面的矛盾和变化规律，这是中华民族祖先在当时较为原始的生产条件下创造的认识自然规律、认识人类自我的哲学方法。《红楼梦》作为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现实主义小说，充满了华夏文明中最古老最朴素的哲学成就和哲学智慧——阴阳辩证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凝聚着作者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观，是一部在阴阳辩证思想指导下完成的鸿篇巨著。从隐喻视角下解读《红楼梦》，能更好地读懂隐藏在《红楼梦》中的阴阳辩证思想，或者《红楼梦》的阴阳辩证思想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小说的隐喻修辞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容量上。
欲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思想动因，除了精心解读作品以外，还可以通过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动机等辅助手段，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但鉴于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的真实史料或相关资料流传甚少，现在唯一可靠的依据只有作品本身。在《红楼梦》里，作者其实也精心安排了一段阐述阴阳辩证思想的人物对白。史湘云在和丫头翠缕的这段对话中如数家珍，可以说是以间接转述的形式，完整忠实地再现了作者对阴阳辩证思想的看法。
翠缕道：“这荷花怎么还不开？”史湘云道：“时候没到。”翠缕道：“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也是楼子花？”湘云道：“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呢。”翠缕道：“他们那边有棵石榴，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它长。”史湘云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得就好。”翠缕把脸一扭，说道：“我不信这话。若说同人一样，我怎么不见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湘云笑道：“胡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缕道：“这胡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湘云道：“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的明白了。”翠缕道：“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 湘云道：“怎么没有阴阳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就是阴。”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样，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问，因想不起个什么来，猛低头就看见湘云宫绦上系的金麒麟，便提起来问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翠缕道：“这是公的，是母的？”湘云道：“这连我也不知道。”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翠缕笑道：“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说着，湘云拿手帕子捂着嘴，呵呵的笑起来。翠缕道：“说是了，就笑得这样！”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笑道：“你很懂得。”（第三十一回）
曹雪芹借湘云之口说出了“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的道理。可见，阴阳辩证的思想普遍存在于世间的万事万物。湘云还举例，走兽飞禽、树叶、扇子等一事一物皆可分阴阳。曹雪芹不仅承认阴阳的普遍存在，还说明了阴阳到底什么样儿。“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认知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相对应、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阴阳是没有确切的具体形状可言的，在《红楼梦》里也很难把握作者阴阳辩证思想的具体所指，但又会透过作品本身，无时无刻不被作者所渲染和推崇的阴阳辩证思想所感染，这样的人生智慧、哲学情思是可感知的。
首先，作品构建了一个气势宏大、容纳万千的时空语境。时间是一维的，是永恒长久的：“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空间是三维的、立体的：既有荣、宁二府这样的富贵场，又有大观园如此的温柔乡，更有太虚幻境远在天上人间的神来之笔。时间与空间互为阴阳；现实与虚幻互为阴阳；丑陋与美好互为阴阳……阴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时间的单向因为空间的立体和变幻变得更加灵动，空间的多样与复杂又因时间的永恒专注变得凝固；现实的具象因为虚幻的对照让丑的看起来更丑、美的看起来更美，善的看起来更善、恶的看起来更恶；虚幻的完美因为现实的不完美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时空语境中所有相关的点点滴滴均被统摄在阴阳辩证思想中，只要能找出有关时空语境的任何一个因素，就总能在《红楼梦》中找到与其对立统一的另一面。阴阳辩证思想统治下的时空语境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就像太极八卦所蕴含的阴阳相生相克的质朴道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阴一阳为之道”。
其次，隐喻构建的《红楼梦》对象语境工程浩大，人物数量繁多，却没有任何重复、杂乱的败笔。当人们对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也不禁想探寻这背后的人物设计理念。曹雪芹先生塑造人物喜欢“捉对”，一甄一贾、一钗一黛、一袭一晴、一刘姥姥一贾母、一王（夫人）一邢（夫人）、尤二姐和尤三姐……人物的成对出现或许也受到阴阳辩证思想的引导，各对人物的年龄和外貌特征等极其相似，体现统一的一面；但在这种相似的表面现象下，每个人物个体却往往拥有着大相径庭的性格特征、命运前途。例如，刘姥姥和贾母是差不多年岁的老人家，但作者却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中国“老人”：刘姥姥出身贫寒，但经验丰富，识时务、幽默风趣；贾母地位高贵、见多识广，很有富贵人家的大家风范。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章节里，两位老人都显得十分可爱，但这种可爱的类型和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刘姥姥被“捉弄”得心甘情愿，让我们在哈哈大笑之余不经意间感觉到一阵悲戚的凉意；贾母在大观园里舒心畅快地观看表演之后，是不是更加感觉到大富大贵人家平日里的凄清之状呢？阴阳辩证思想赋予人物的不是停留于表面肤浅的脸谱化形象，而是直击角色灵魂最深处的是是非非。即使是相同的性格特质，在不同人物身上呈现的状态也各有千秋。黛玉和妙玉同样清高，但黛玉的清高还可被世俗所接纳，而妙玉的清高则是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又例如，湘云的豪爽与探春的风骨也有求同存异之处；贾琏的荒淫好色与薛蟠的无耻下流又略有不同等。人性刻画得如此细腻，都能找出似同非同、同而不一的细微区别。作者真的将阴阳辩证的思想发挥运用到了极致，每个人物都有与其对立统一的角色；每样人性特点也都有与其对立统一的性格再现。这样的深度是《红楼梦》人物塑造最大的特色，也是红楼“梦中人”经久不衰的最根本原因。只有学会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分析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才不至于走进死胡同。
再次，《红楼梦》一书中涉及的众多有关隐喻的叙事情节、叙事细节，也透露了阴阳辩证法的朴素思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首推贾宝玉创立的“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经典结构隐喻。“男—女”互为阴阳，“泥—水” 互为阴阳。这一结构隐喻本身就从阴阳辩证的角度为社会人群做了一个基本的划分。这种划分既有文化传承，又有个人的独创；这样的划分看似合理又似乎有欠妥之处。再加上主人公贾宝玉对“水作女儿”表现出的青睐，对“泥作男人”表现出的厌恶，足以让读者产生巨大的困惑和丰富的联想，而想一探究竟是何等模样之人竟能有此惊世骇俗之论调。也正是这一结构隐喻中对立统一的双方，将小说中主要的叙事线索、主人公的精神面貌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正是隐喻的魅力所在，也是阴阳辩证思想赋予隐喻的魔力。除此之外，有关空间位置的对立统一在一组组的空间隐喻中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上—下”“高—低”“内／里—外”等。对立统一的空间关系或突出不同人物身份、地位的差别，或借以刻画人物的语言特色、心理特点，借以表现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境遇中的性格特征、心理变化，从而有力地塑造了人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阴阳辩证思想直接地表现在空间隐喻这一类型的隐喻形式中，再次证明了阴阳辩证思想统摄着《红楼梦》。
阴阳辩证思想在《红楼梦》中的运用远远不只局限在隐喻修辞表达这一方面，它还包含在整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情节安排等各个方面。但仅仅是表现了阴阳辩证思想核心的隐喻方面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隐喻修辞是阴阳辩证思想的核心表现。《红楼梦》隐喻中朴素的阴阳辩证思想是全盘审视《红楼梦》的一把钥匙，能通过它更加详尽深刻地领会总结作者的创作理念，把握作品深刻的主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