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话语中的结构隐喻
《红楼梦》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风光旖旎的生活画卷，在这画卷上一一出场的人物均有自己不同的身份角色和语言特点。其中男一号贾宝玉的言语表达是阅读、研究的重点，也是读者感兴趣的地方。通过宝玉的语言，我们认识了一个鲜活的文学生命，而他的语言正是他生命的源泉，也正是他的语言带领着读者不断地走近他，追随他，解读他，甚至有时像解读科学密码一样。关于贾宝玉在整部《红楼梦》中的关键作用无须再多费口舌，他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很多人认为宝玉的身上或多或少存留着作者曹雪芹个人的成长经历。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有着不俗的出身，他是当年女娲补天时所剩一块顽石投胎而生，身上似乎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小说中，与“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的宝玉同父而生的贾环却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第二十三回）的，可以想象作者对宝玉的偏爱。不寻常之人就会有不寻常之言语，这在宝玉身上也是得到充分印证的。通过小说中两位人物的转述，我们得知这位父亲口中的“孽障”“逆子”，母亲口中的“混世魔王”“孽根祸胎”却始终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非常之调。《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借用冷子兴的话转述了宝玉在七八岁时说的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句话奠定了贾宝玉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即“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女人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估计是《红楼梦》中最广为流传和深入人心的隐喻。
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把水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莫过于《诗经》脍炙人口的名篇《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创造了一个“伊人”和水浑然一体的美好意境，虽不直接将女性形象比作水，但如果没有了水，“伊人”的美感就大打折扣了。水的柔美与社会对女性阴柔一面的认识有着十分贴切自然的隐喻联想。除此之外，女人和水之间关联最常见的表述当数“红颜祸水”了。“早先的女娲形象，在这部历史（《二十四史》）中不是被视作褒姒或杨贵妃式的祸水，便是如同西施和王昭君那样被男人政治玩弄于股掌。”[10]女性的美貌在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点时成了危机解决的爆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封建男权社会改朝换代的“口实”。曹雪芹却一反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轻鄙的态度，用水的隐喻丰富了女性柔美、干净、清爽的正面形象。曹氏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有着女性崇拜、有着恋母情结的男性形象，贾宝玉正是借用“女人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告白警示世人，他所依恋的不是土地而是流水，而且贾宝玉所依恋的是女性中作为哭泣者形象的林妹妹——她的泪水是水中至尊，不是凝聚天地之气的自然之水，而是汇聚灵魂精华的心灵之液——宝黛之间的惺惺相惜正因为这个结构隐喻的联系有了直抵灵魂深处的共鸣。
贾宝玉的这个隐喻反映了他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他将自己对两性世界的认识判断以隐喻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而且也指引着他自觉的行动表现。在小说中，宝玉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称自己是“须眉浊物”，详见小说第十九、三十六、四十三和五十八回。这不单单是一个自谦的说法，其实充分暴露了宝玉内心深处，对自己身为男子的一种强烈的怀疑和否定。他三番五次自称“须眉浊物”的做法，应该是发自自己灵魂深处的对男性的贬低、对异性的褒扬的直接呐喊。
（1）“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她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
（2）“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第三十六回）
（3）“你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茗烟代言）（第四十三回）
（4）“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第五十八回）
“须眉浊物”的贬性自称是“男人泥作”的子隐喻，充分暴露了宝玉精神世界里认为男子“浊臭逼人”的心理认知。宝玉的自称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自我谦虚的假象，而是发自内心真正对女儿亲近、对男性拒斥的心理写照。他不仅把自己称作“须眉浊物”，还把封建社会立志扬名立功的男性称作“国贼”“蠹禄”。不仅如此，宝玉的行为也表现得“乖张”，与“水作”的女儿们之间有着亲密无间行为举止。宝玉和《红楼梦》中众多女儿的亲近关系从表3-2也可见一斑：
表3-2 描述宝玉与各女性角色亲近关系的文本
续表
宝玉在小说中的一系列行为均受到隐喻“女儿水作”的支配，他和比自己地位低微的丫环、年轻主子的侍妾的任何亲近的举动、任何上心的行为均发自内心，是被这些女子清爽的骨肉所吸引的。小说中常常有这样的叙述，强调宝玉在接近这些女孩之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为恨怨。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第四十四回）对于平儿、香菱这样的女子，从同情到亲近，从亲近到内心的快乐，都是宝玉本真的反应。对丫环尚且如此，对宝钗、黛玉这样有国色天香又才华横溢的女子，便更不必说是何等的钦慕和渴望亲近了。有一次，宝玉见着宝钗“一段酥臂”，不觉得出神了，成了黛玉戏谑的一只“呆雁”。（第二十八回）
贾宝玉类似的行为如果没有以“女儿水作，男人泥作”作为心理背景解读的话，是很难被世人理解接受的，他的形象也很容易落入类似薛蟠、贾琏这种西门庆式的淫欲顽主的窠臼。难怪连人生经验丰富的贾母都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她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第七十八回）正是“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结构隐喻成就了贾宝玉区别于《红楼梦》其他男性角色的话语标志，也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形象。贾母只是把宝玉种种看似“荒唐”的举动归结为“丫头错投了胎”一笑了之，却不知在宝玉的思维认知里，正是受到由他独创的“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的支配，亲近女儿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更不知在这种认知指导下的行为潜藏着多么巨大的“危害性”。
众所周知，人的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个人的成熟与否也体现在性别意识的成熟和性别的倾向上。贾宝玉七八岁能有如此深刻的两性意识，当属“早慧”的表现。如果放在民主社会背景下，应当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但恰恰在贾宝玉自己生活的年代里，这样的一番言论极其“荒诞”，在这样的隐喻认知指导下的行为极其“危险”。首先，“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违背了封建礼法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中国妇女在封建时代奉行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教条，毫无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在贾宝玉看来，用水作的女儿是清爽的，与浊臭的男人相比，她们的本质是纯洁的，她们是让人亲近的。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贾宝玉是第一个将女性抬到如此高高在上地位的人，也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男性。这点尤其难能可贵，难怪有人据此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意识的先进个人。其次，“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违背了作为封建大家庭继承人的贾宝玉的身份象征和正统的人生责任。贾宝玉是荣国府嫡出的唯一继承人，是必须按照封建社会理想接班人选的培养标准进行教育的接班人。可恰恰是这个独苗苗口出“妄言”，说出了一番自辱男性世界的“浑话”。这是一个凶兆，贾宝玉不是封建礼教的推崇者，更不可能成为封建家庭的理想接班人。他的命运——从他口出“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与封建势力格格不入的“逆子”。
与亲近女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宝玉对男性“浊臭逼人”本质的非难，这种非难也包括对自己。如前所述，在小说中宝玉就曾多次脱口而出“须眉浊物”来贬低自己，足见他对男性、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男性的极端厌恶。即使是清醒意识到男性“浊臭逼人”的贾宝玉，也是众多男子的一个代表。
在《红楼梦》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时，“脏东西”是袭人用来形容宝玉遗精时精液的代名词。男子的精液是男子性成熟的标志，原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可袭人的一语“脏东西”却道破了男人“浊臭逼人”的本质：男子的精液是“脏东西”，男子的性欲则是一种散发浊臭气味的泄欲之为。小说中虽然对宝玉的性行为只有一次明确的描写，却也能体现作为男子，他也算是“须眉浊物”了。更何况在第五回中，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已经警告：“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警幻仙姑的警示是给聪慧有加的宝玉的，可惜他也没有醒悟——“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因叹：‘痴儿竟尚未悟！’”（第五回）宝玉尚且如此，《红楼梦》众多其他男性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社会现实，涉及的矛盾很多，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主仆之间的矛盾，有主子内部争权夺利的尔虞我诈，有奴才内部的钩心斗角，还有人间的世态炎凉等，《红楼梦》不愧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将作者所处的年代用“假语村言”描写得入木三分。在这千头万绪的矛盾中，也包含了最基本的两性矛盾，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矛盾应当理解为彼此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停留在两者对立的关系层面上。简单地梳理一下《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就会发现很多的故事情节正是围绕着“女儿水作，男人泥作”这个结构隐喻展开的。“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结构隐喻将两性关系放置在一个开放却不平等的状态下，由泥作的男人永远占据这个隐喻结构的重心，而水作的女儿在多数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种种污浊之气包围其中，似乎永远处在被动的劣势。这种区别和对照也可以从表3-3略知一二：
表3-3 “女儿水作，男人泥作”隐喻的表现
蒋和森先生曾说过，封建社会是一个允许纳妾、纵容通奸，却容不下真正爱情的社会。[11]上表所列举的贾府中众多男子的行为的确都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即使是宝玉和金钏无心之过的玩笑，也足让一个丫鬟付出生命的代价。金钏的死不是宝玉的本意，但他在客观上将金钏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而且几乎是袖手旁观，更何况是那些天生好色的男人呢。这些男性的行为是如此龌龊不堪，不是乱伦就是通奸或者偷情。作为社会主宰的男性，他们的污浊之气充满了整个社会，让一个个水作的女儿渐渐失去了其清爽的本性，一个又一个的女子不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因为名誉受损而无立锥之地。秦可卿命丧天香楼，成为一段不伦恋情的牺牲品；馒头庵的尼姑智能勇于追随爱人却毫无结果；贾琏身边已有娇妻（凤姐）美妾（平儿），却仍“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小说中对于贾琏的通奸行为记叙得最多，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作为贾府当家少奶奶的王熙凤尽管可以管住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却没有能力管住自己的丈夫。凤姐的聪明、能干恰恰与贾琏的放纵淫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凤姐越显得聪明、能干，在只知淫乐的贾琏面前就越发显得可悲、可怜。其实出身高贵的凤姐和尤二姐、秋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贾琏淫乐的牺牲品，一个男人不合理的淫欲却让几个女人为之争风吃醋，甚至葬送了自己年轻的性命，这样的男人还不够浊臭逼人吗？贾琏和贾珍父子对尤氏姐妹的无礼之举极大地损坏了姐妹的清白和声誉，剥夺了尤三姐追寻爱情的权利，他们才是害死尤三姐的凶手；面对欲娶自己为妾的赦老爷，鸳鸯不得不以死相逼，在贾母的庇护下暂时躲过一劫……“男人如泥，贾宝玉一句孩子气十足的判语下得多么精当，直可以让读者读作整个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的一个总纲。”[12]
出现在小说第二回的“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结构隐喻并非随意之笔，作者这样安排其实是有其深意的。这一隐喻作为宝玉的认知转述，不仅指导着宝玉的所作所为，而且也贯穿了整部小说有关情爱的描写。对两性关系的意识是判断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七八岁的宝玉已能说出“女儿水作，男人泥作”这样的隐喻，足见他与生俱来的聪慧与早熟，所以当别人评论他“痴”“傻”“呆”，甚至外清内浊时，其实都是不恰当的。事实是他比谁都清醒，因为他的性别意识是清醒的，而这恰恰决定了他的行为选择。性别是天生的，而性别意识却是在后天养成的，决定了个体的性别取向。贾宝玉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公子，可他的性别意识取向却有着一种对女性天然的尊敬和爱护，而这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主流意识一直所抛弃的。宝玉有着独步古人的慧眼，认为女儿才是山川自然之精华所钟情、所孕育的，这种“前无古人”的看法无疑带有革命性的震撼，极大地提升了小说主题深度，更让贾宝玉这一角色一下子便被读者所记住。这一结构隐喻从宝玉口中说出，论述对男人和女人的见解，的确也应和了小说“大旨谈情”的主题。《红楼梦》第一回中，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点名了作者所记“只不过是几个奇异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作者也借石头之口，说出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而且“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小说既然“大旨谈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正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基本线索，不管是小说中的众多女子还是贾宝玉，其行为均是在这个线索指引下展开的。曹雪芹提前概括了两性关系描写的判断标准，提前告知读者写作安排的线索，读者只有循着这个结构隐喻去解读相关的情节，才能真正体会到“女儿水作，男人泥作” 的深刻内涵，那绝不仅仅是贾宝玉的一句顽话，而是借冷子兴之口演说荣国府时说明的、属于作者自己的创作基调。
根据以上分析推测，《红楼梦》在贾府衰败之前的记叙是根据这个结构隐喻——“女儿水作，男人泥作”（GIRL IS WATER；MAN IS MUD）——展开陈述的。这一隐喻提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基于整个社会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让小说情节沿着这个对立的故事方向展开，一幕幕地呈现“女人—水作—清爽；男人—泥作—浊臭逼人”的隐喻现实。
结构隐喻表达认知的特点常常帮助作者设计出新颖隐喻，利用新颖的概念间跨域映射达到出其不意的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女儿三样论”的结构隐喻就是另一个宝玉用来表达对异性认知、生命认知的概念化隐喻（见表3-4）。小说第五十九回，借丫环春燕之口，我们得知宝玉关于女性的生命过程又有了一番新的言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根据小说记叙的时间推断，宝玉这番言论距离他七八岁时所说的“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言论，又过了六七年左右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宝玉对异性的感性认知越来越清楚了，十三四岁的他就有了这样一番言论，连春燕这样一个丫环都认为“这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
表3-4 宝玉的女性认知
在第五十九回出现的丫环春燕所转引的宝玉的这个结构隐喻中，笔者认为这当是贾家开始衰败后的《红楼梦》的故事叙述的主线。遗憾的是，曹雪芹最终没能留给后人余下的书稿，笔者的揣测仅仅是揣测而已，没有办法证实。虽然如此，这样的臆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第六十回至第八十回这20回的红楼叙事中也初见端倪。
宝玉的这个隐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子一生大抵的命运轨迹。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女子，自己能走的无非只有出嫁这条路。而通往这条路、能左右自己未来幸福的，不是男女两性之间发自内心的共鸣、相互之间的吸引，而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婚姻前提隐藏着浓烈的潜在的悲剧因素，根本无法为幸福的婚姻提供保障。《红楼梦》里众多的年轻女性都经历着相似的悲惨命运。即使贵为“人上之人”的皇妃贾元春，也认为自己被送到了“不得见人的去处”，永远被困于深宫之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玩物，最终也没能逃脱“薄命”的下场；生性懦弱的贾迎春，被父亲半卖半嫁地送入“中山狼”之口，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只要出了嫁，女孩真的再也没有所谓的灵气，只变成了毫无光彩的死珠了。据此，笔者大胆揣测，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后续关注的应该是众多“水作”的女儿们被嫁、悲嫁的悲惨结局，这与第五回判词对众多人物命运的预示是一致的。“女儿三样论”的结构隐喻不仅呈现了宝玉对异性更加完善的隐喻认知，也潜藏着小说后续的写作线索。贾宝玉用“无价之宝珠—死珠—鱼眼睛”表达自我对女子生命历程的认知解读，三个源域递进式地揭露了年轻女性随着婚姻的束缚、年龄的增加，不得不渐渐失去灵气、逐步走向毁灭的概念化隐喻认知。
有趣的是，宝玉的这两处言论均是由第三方转述的隐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宝玉的隐喻表达出了他认知方面的特点，特别是“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决定了贾宝玉对两性截然不同的认知特点，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与正统背道而驰的“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宝玉的隐喻认知也是贯穿小说中大部分的两性情爱关系的描写以及众多女性悲惨命运的线索。但是，作者却安排由一个不相干或是与宝玉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人物来转述有关宝玉的两个重要的隐喻言论，难道这仅仅是凑巧？或者是作者别有用心的安排？冷子兴除了在第二回演说荣国府外，还在第七回中出现过，他是凤姐身边一个管事妈妈周瑞家的女婿；而春燕仅在小说第五十九回前后的章节中出现，是怡红院里的丫环之一，且不是伺候宝玉的近身丫环，其地位和与主子宝玉的关系比起袭人、麝月和晴雯几个都是要往后靠的。可作者偏偏让宝玉的言论由冷子兴、春燕这样的次要角色转述。笔者揣测，这其中肯定有作者自己的写作意图。或许会有人觉得这是自寻烦恼，多此一举，可在擅长“草灰伏线，埋脉千里”的《红楼梦》中，却是一个不可轻易放过的问题。首先，在各自的章节中，隐喻帮助冷子兴和春燕完成了对话，作者从侧面塑造了宝玉的性格，让读者了解了关于宝玉性格的某个方面，但却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冷子兴也好，春燕也罢，在各自的对话中都表达了对宝玉言论并非百分之百的赞成和支持的态度，他们只是“忠实地转述”了宝玉的言论，让这种转述的言论似乎变得更加可信。虽然这不利于宝玉正面性格的塑造，因为读者无法知道宝玉是不是真的如此说过，转述也让宝玉陷入一个有口莫辩的境地，但作者其实是最大限度地给予读者解读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其次，这两个隐喻从侧面塑造了宝玉的语言特色，从而建构起了宝玉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标准。如果按照传统的辞格研究，将这句话作为一个暗喻的例子理解就可以了，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按照西方现代隐喻学的观点，隐喻不再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格，而是“无处不在的”，不止存在于诗歌当中，也表露在人们日常的语言当中；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语言表达当中，也潜藏在人们的思维当中。
隐喻—概念隐喻—结构隐喻是一组帮助我们解读《红楼梦》的关键词。主人公贾宝玉的两组结构隐喻暗含着小说大部分的故事情节展开的逻辑和布局，也直指小说浓重的悲剧色彩以及小说反对封建主义的控诉。这两组结构隐喻在小说中的分量极其重要，但却一直很少有人给予关注，或者确切地说，很少从隐喻的角度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