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隐喻翻译对比
隐喻是诗词的灵魂，《红楼梦》中的诗词犹如散落在全书各处的珍珠。《红楼梦》诗词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中的诗词几乎囊括了中华诗词文化的全部精髓，不管是从诗词的形式还是诗词的内容来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翻译这些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诗词隐喻，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艰巨的任务，每每阅读霍译本和杨译本的诗词翻译时，笔者都深深折服于两位翻译大师的语言和文化智慧。
《红楼梦》的诗词隐喻中，最难处理的一类就是使用了汉字拆字法表达隐喻的部分诗词，比如《金陵十二钗》判词。拆字法发挥了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独有特点，通过将某个汉字拆分为若干部分，再重新组合或另赋他意，来表达其中的预言或者隐喻。《金陵十二钗》判词是全书最为集中、也最为明确地以诗词隐喻形式，暗中揭示了书中一众人物的命运走向的例子。其中香菱、贾迎春和王熙凤三位女性的判词均使用拆字法，暗喻三位女性的个人信息和命运走向：“自从两地生孤木”隐喻薛蟠之正妻夏金桂的“桂”字；“子系中山狼”将孙字拆分为“子”和“系”，暗指孙绍祖，贾迎春的夫君，又被喻指为“中山狼”；“凡鸟偏从末世来”暗指王熙凤的“凤”字，“一从二令三人木”隐喻王熙凤一生的命运波折，历来争议最多，至今尚无完全定论。隐喻信息含量如此丰富又晦涩的隐喻表达，翻译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甚至可能出现错译或误译（见表6-4）。
表6-4 霍、杨译本中的判词
在这三处的《金陵十二钗》判词中，霍译本对“自从两地生孤木”和“子系中山狼”都在附录中添加注释，做出额外说明：
(香菱)“自从两地生孤木”：In the poem the mysterious“two earths”and“single tree”combine to mak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gui“cassia”．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couplet，therefore，is that when Xia Jin-gui appears on the scene，Caltrop's fate will be sealed．（诗中神秘的“两地”和“孤木”组合成汉字“桂”，因此诗的下半指当夏金桂登场，香菱的命运便注定了。）
(迎春)“子系中山狼”：Literally it says“Thou art a Zhongshun wolf”；but the characters for“thou”and“art”combine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character for“Sun”．（诗句字面意为“子系中山狼”，但汉字“子”与“系”组合起来，可变为汉字“孙”。）
对香菱判词的这段说明指出了“桂”字的来源，以及夏金桂这一角色对香菱命运的影响，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汉字拆字法的魅力，多多少少弥补了译文的文化信息差，较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隐喻意义。在迎春的判词中，霍译本中不仅对“孙”字进行拆字解释，也详细地在附录中讲述了“中山狼”的寓言故事，特别指出了狼的隐语义“The‘wolf of Zhongshan’is therefore a symbol not only of ferocity but also of ingratitude（因此‘中山狼’不仅代表着残暴，而且代表着忘恩负义）”，因为“狼”在西方文化中是比较受崇拜的，代表着合作和团队精神，这与中国文化中“白眼狼”“中山狼”中突出的自私、贪婪和邪恶的文化大相径庭。
相比之下，杨译本在香菱和迎春两人的判词中，虽然没有做任何注解，基本采取直译的方式，如对迎春的不幸婚姻，直接在判词第一句说明“For husband 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她的丈夫会是一匹山狼）”，无法体现出“孙”字的隐喻义；对香菱判词中的“桂”字，也只有与判词相配的画面说明提及“桂花”：“A picture of fragrant osmanthus above withered lotus in a dried-up pond（图为芳香的桂花长于干涸的池中一朵枯萎的荷花之上）．”这多少弥补了一些译文隐喻信息的不足。
王熙凤的判词中有两处由拆字法构成的隐喻。“凡鸟偏从末世来”一句隐喻王熙凤的“凤”字，霍译本直接翻译成“phoenix”，直接表达出了原著中的隐喻意义，但杨译本采用“bird”，隐喻义缺失。争议性最大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判词中，霍译本的翻译比较含糊，“‘Two’makes 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译者面对争议性的原文，索性保留争议，不加以解释，虽然对读者而言，比较晦涩难懂，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而杨译本直接将“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判词翻译为“First she complies，then commands，then is dismissed（首先她服从，随后发出命令，最后遭弃）”，采用了比较普遍接受的解释，即“听从—发令—休妻”的说法进行意译，隐喻的痕迹也毫无保留了。
拆字法构成的诗词隐喻的确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信息量，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很难百分百还原原著的隐喻信息，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发挥积极的翻译介入，包括进行注解或者解释，补充大量额外信息，尽量减少因不同语言转换带来的文化信息差。不管是霍译本还是杨译本，都在尽可能地采取补救措施，尽量弥补因翻译造成的信息遗漏，尽可能地贴近原著的隐喻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霍译本直接面对英语目的受众，介入的程度更高，而杨译本站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角度，介入的方式和程度稍显薄弱一些。
任何语言行为都是修辞的，翻译也不例外，《红楼梦》的翻译就更不例外。“翻译，不是技术层面就事论事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定文化语境下的修辞重构。”[3]译者是修辞重构行为的主体，译者修辞认知是在修辞重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认知，而译文正是译者修辞认知的集中汇集。通过对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可以追溯出译者的修辞认知是如何驾驭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修辞重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