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和平的呼唤：社会背景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时代。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家只维护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人性的残忍、精神的堕落使人们对权威、霸权产生了质疑和排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由于美苏争霸，世界进入冷战时代。

1.1.1　冷战期间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和恐惧，呼唤和平心理模式的诞生

二战之后，人们本期望和平的美好世界就会到来，但紧接其后的美苏冷战却使世界面临遭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威胁人类的生存，这也使和平心理模式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961年，美国《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Social Issue）上刊发了主题为“核武器时代的心理学和政策”的专刊论文。大部分论文由当时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所写，旨在呼吁大力推进和平心理模式的持续研究。

冷战初期，很多社会学家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限性，而心理学界的很多热爱和平的心理学家及时地运用心理学理论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朗分布伦纳（1961）认为：美国和苏联双方持有敌意印象；如何减少敌意印象，消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敌意，Charles Osgood（1962）提出了“双方逐步互惠主动缓解紧张局面”（graduated and reciprocal initiatives in tension reduction，简称GRIT）观点，作为减少双方恶意的“敌人概念”重要和平心理策略；Morton Deutsch（1961）在此期间所做的关于国际间信任和不信任的交互作用、反对霸权主义的论述，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1.2　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呼吁和平的国际合作政策，为和平心理模式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区流传着“核战争的威胁来源于人类本质” 的观点（R.V.Wagner，1985），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高级领导人在核问题上相互指责对方，散布敌意的攻击性语言，这引起了和平心理学家的担心与关注。当时涌现了一大批防止核战争、促进世界和平的心理学文献。其中，美国心理学家White（1986）编辑了一期主题为《心理学与防止核战争》杂志，从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核威胁热点问题，呼吁各超级大国之间消除相互歪曲的错误印象，打破毁灭性的沟通模式，倡导不同国家之间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共同面对核战争带来的威胁。政治科学家Lebow、Stein（1987）进一步否定了超级大国障碍性的国家政策，提出了名为“放心”（reassurance）政策来改善美苏关系，促进和平发展。

1.1.3　战争造成了“价值中立”科学迷梦的破碎，呼吁“有良心” 的和平心理模式的产生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10多万人丧命，生灵荼毒无数，震撼了世界。二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摆脱了战争的阴影，紧随而来的是“冷战”阶段。此后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争的需要大大刺激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带来了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的层出不穷。从战争的蹂躏中，人们对人性和道德进步提出怀疑，为人类可能的自我毁灭担忧。尽管政治家很少懂得科学技术，而科学家进行能源利用研究，大都是为了和平目的，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科学的民用性和人道主义取向受到严峻考验。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理论研究在为人类提供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与人类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人们不禁从“价值中立”的迷梦中惊醒，并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如果原子弹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坏人手里，世界岂不是更危险、可怕？众多有志之士开始对科学与信仰、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进行思考，并意识到除非把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等科学的进步交付在好人手里，否则这些进步就是无用或者危险的。政治上对原子能控制的失败以及核竞赛，导致了科学家呼吁的裁军和军控运动的开展。为此，1955年爱因斯坦和罗素发表宣言，号召科学家共同阻止核灾难的发生。“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从全人类的立场和科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科学家在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之外，应为了防止战争，确立永久、普遍的和平而尽可能给予援助，是科学家的最高责任。不久，1957年，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成立，这是一个由学者和公共人物参与的国际组织，目的是减少武装冲突带来的危险，寻求解决全球安全威胁的途径。由他们发起的帕格沃什运动，一方面呼吁超越意识形态，动员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密切合作，为军备控制、核裁军与国际安全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也用科学知识影响媒体、公众和科学国际共同体。帕格沃什和平运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被誉为“世界科学之花”（游战洪，刘钝，2005）。

和平心理学家积极关注价值科学的研究，试图弥合科学与信仰、真理与价值的断裂，以打造推动人类和平进步、具有“良心”的心理学，作为和平心理模式的奋斗目标。二战结束之际，13名知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包括Gordon Allport，Edna Heidbreder，Ernest Hilgard，Otto Klineberg，Rensis Likert，Edward Tolman等）发起了《心理学家宣言：人类的本质与和平宣言》（Psychologists' Manifesto：Human Nature and the Peace），此后得到了4000多名心理学家的响应和签名（M.B.Smith，1999）。宣言声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而不是天生的，并且呼吁立法者为了“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愿望”——和平而奋斗。二战结束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的童年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郁的政治色彩，反抗政治权力统治的思想深深置于思想意识之中，倾向于向社会准则发出挑战（麦克·怀特，大卫·艾普顿，2001）。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科学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充斥其中。现代人的自我统一性被打破。人的自我更多表现出“异质性特征”。那些深受战争创伤、或者在种族暴力中遭受伤害的人们都有和平心理诉求。